饭，本地人买小商品还是会去不远的“瞎子巷”，不会来这里。
除了这个综合市场，桥头的另一侧是蜿蜒的土堤坡。顺着土堤坡往前走，不远便是蒋丽琴家，她家住的是堤坡下粮管所的家属楼。她爸妈原是粮管所的职工，改制下岗后才去街上摆小吃摊。她爸妈身体都不太好，她妈生她时快四十了，属于高龄产妇，落下一身病痛。她爸总是咳，我妈说那是“痨”。以往，这条路的终点对我来说就是蒋丽琴家，再往前从未去过。今天我要去前面看看那未知的世界。
堤坡蜿蜒、高耸，看到不尽头。两边坡上，蒲公英、马齿苋长在或青或黄的狗牙根里，像癞蛤蟆背上的疣，东一块、西一块，疙疙瘩瘩。堤下两三层楼的民房大多未高多堤顶，只有堤脚的杨树能遮挡堤上人的视线。堤顶路面被车轮轧得弯七扭八、高低不平，加上碎石“助力”，骑车变成了件需要专注且痛苦的事。
不知颠簸了多久，堤下民房渐稀，在黄绿纵横的田块中出现一个大院子。一圈大大小小的红砖平房围出这个院子，院中水泥地上摆着几台已锈蚀的没有传送带的传送机。我顺着接到堤脚的水泥路骑车到院前，看见院门旁挂着粮管所、粮油厂和购销公司好几块牌子。栏杆式的院门紧锁着，门旁不远，从水泥坡上去的平台上放着一大块锈了的厚钢板，想来可能是地秤。院墙外荒草丛生，墙上隐约可见斑驳的、刷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白色宣传标语，进深大、房顶高的大门上写着“仓库”的简体字，低矮的连廊小平房房门上用同款字体写着“办公室”。
在院门外喊了几声、张望了会，没人。我只好顺着院前的水泥路往前走，遇到人便问附近有没有当兵的住所。有个背着藤筐的老头告诉我这里已经到了劳改农场的地界，前两年农场改制，这周围驻守的部队已经迁走了。我知道农场离县城不远，他们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有自己的一套体系，甚至说话也与我们的方言不同。小时候大人们常说农场各方面条件、待遇都比县城街上好，没想到他们也改制了。
我向老人打听到往砖瓦厂走的路，继续骑行，经过人迹寥寥的堤坡，到桥头、“瞎子巷”、“十元休闲”街、抚平湖、县师范、机床厂、新客运站……一路上，周围的环境熟悉而又陌生，我发现：我即将要离开的这个地方，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却从未真正了解它。
姥姥常自豪地跟我讲古：她小时候江上没有桥，过江要坐船，偶有天寒年景，江冻上了人才能从江上走过去。当年这里码头好，卖米卖布的都要来，很多货物也都从这里过，买卖繁盛，被称为“小汉口”。学校老师介绍这块平原，常给它冠以富庶的鱼米之乡之名。可眼前的景象却难以和这些印象关联上。
早年老城区马路两旁三四十公分粗、能左右拱卫形成绿荫走廊的法桐被一砍而尽，取而代之的是时常被打破白色玻璃灯罩的不锈钢路灯，下雨济水、走路崴脚的地砖和密密匝匝的小门面。抚平湖旁的立交桥和与之相接的双向四车道作为县里的面子工程，三不五时会打围维修，可这条水泥路不是丢了井盖就是被压裂了路面，仍五米一坑、十米一坎，骑车经过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县师范对面是棉纺厂旧址。大姑妈原是棉纺厂的职工，也是最早改制下岗的一批人。棉纺厂的厂房、机械和地都卖了钱给职工发遣散费。外地老板来开发建商场，建到一半烂尾跑了。后来又有人把它整改成商贸市场，却并没多少店家入驻，生意一直要死不活。现在这里两层楼的商铺大多开的是游戏厅、网吧、酒吧或KTV，白天冷清，晚上热闹。老板们私自隔出各种小包间、拉上各种彩灯、电线，如盘丝洞一般乱七八糟、破破烂烂。表姐曾告诫我晚上别往里走，里面喝酒、打架闹事、嗑药的多，对女生来说很危险。机床厂厂址还在，只是院门大锁，里面早已不开工，员工们大多停薪留职，自谋生路。初三暑假我与小妮子一同参加的那个补习班便在机床厂。那个班是职工家属办的，教室是一间厂办公室，红砖房的山墙和水泥台阶上大多爬上了肉茸茸的青苔，路边葱茏郁闭的大樟树上时而传来各种鸟叫声。厂区幽静，倒也适合念书。
新客运站在县城边缘，再往前、往左、往右便都算出城。客运站最早在桥头，也就是我家隔壁，紧挨着老城区的主街，后来配合新区建设搬到了抚平湖旁，兼顾了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