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在于忽视了民众的自主判断能力与道德自觉。
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的行为选择虽受外部环境影响，但核心驱动力始终是内在的价值认同——当社会倡导诚信，民众会主动拒绝欺诈；
当公平正义成为共识，民众会自觉维护规则。所谓“风的方向”，本质上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具象化，而这一价值观的形成，绝非国家单方面“掌控”的结果，而是国家治理导向与民众价值追求同频共振的产物。
若将民众视为被动“倒向”的墙头草，既否定了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也弱化了社会风气建设中“共建共治共享”的核心逻辑。
认为“管好风的方向是国家掌控能力问题”，虽看到了国家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却混淆了“引导”与“掌控”的本质区别。
国家对社会风气的作用，绝非通过强制力“设定风向”，而是通过制度建设、价值引领、公共服务，构建让善念得以生长、善行得以弘扬的社会环境——这是“引风”的智慧，而非“控风”的强权。
从制度层面看，公平的分配制度能减少因资源失衡引发的浮躁风气，完善的法治体系能遏制“钻空子”“走捷径”的投机心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能让民众在安全感中涵养包容互助的心态。
例如，我国持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仅铲除了违法犯罪势力，更清除了滋生“以暴制暴”“人情大于法理”的土壤，让法治信仰成为社会共识；
近年来大力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通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弘扬乡村文明，让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传统美德在乡村焕发新生。
这些实践证明，国家治理的核心是“搭好舞台”，让民众的正向价值选择有制度保障、有实践空间，而非通过“掌控”迫使民众被动跟随。
从价值引领层面看，国家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时代楷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风气注入精神内核。
从“时代楷模”张桂梅扎根山区办学，到“感动中国”人物吴天一守护高原牧民健康，再到“最美医生”“最美教师”等评选活动，这些榜样并非国家“强加”的符号，而是民众从心底认同的道德标杆——他们的事迹之所以能引发共鸣，正是因为其承载的坚守、奉献、担当，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高度契合。
这说明，国家的价值引领不是“单向灌输”，而是“价值唤醒”，是将民众心中潜在的善念转化为普遍的社会行动，让“好风”自然形成、持续吹拂。
社会风气的好坏，从来不是单一主体的责任，而是国家治理效能与民众参与程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若脱离民众的主动参与，国家的治理措施再完善，也会沦为“空中楼阁”；若缺乏国家的正确引导，民众的个体行为再积极，也难以形成规模化的正向风气。
二者如同“风”与“林”的关系：国家治理是“引风”的手，为“林”（民众）提供生长的方向；
民众参与是“成林”的根，让“风”（风气）有了承载的基础，唯有二者协同，才能形成“风过林梢，生机盎然”的良性循环。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这种“共生”关系体现得尤为明显。
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推行的“社区议事厅”制度，让居民自主讨论社区事务、参与环境整治、制定邻里公约——国家通过搭建议事平台“引风”，居民通过主动参与“成风”，最终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社区文明风气。
再如，“光盘行动”从民间倡议发展为全国性的节约风尚，既离不开国家对“制止餐饮浪费”的政策引导，更离不开无数民众在餐桌前的自觉践行；
“垃圾分类”从“要我做”变为“我要做”，既得益于国家的制度规范与宣传教育，也依赖于民众环保意识的觉醒与日常习惯的养成。
这些案例充分证明，社会风气的培育，是国家“搭台”与民众“唱戏”的结合，是治理导向与个体行动的统一，任何将二者割裂、片面归因的观点，都不符合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
纠正“老百姓是墙头草”的认知偏差，摒弃“国家掌控风向”的片面思维，才能真正把握社会风气建设的本质。
国家当以“引导者”的姿态，通过完善制度、弘扬正气，为社会风气筑牢根基；民众当以“主人翁”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