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精炼的文字刻入竹简：
“麻黄，味苦，温。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症坚积聚。”
这二十九个字，字字千钧。它没有记载复杂的配伍，却奠定了麻黄的核心地位——“发表出汗”是其根本，“去邪热气”“止咳逆”“破症坚”是其延伸，像一棵大树，主干挺拔，枝丫分明。
竹简刻成那日，郭玉特意取了一株麻黄，悬于编纂处的梁上。草茎青劲，节痕分明，仿佛在诉说着它从伏牛山的石缝，走到洛阳太医署的漫长旅程。郭玉望着草茎，对弟子说：“此草之妙，在‘通’不在‘补’，在‘祛邪’不在‘扶正’。后世医者若能悟透‘通阳散寒’四字，便算得麻黄真意了。”
消息传回南阳，陈仲已至暮年。他站在伏牛山的崖壁前，看着石缝中新生的麻黄，想起自己年轻时试药的场景，笑了。他知道，自己的木牍或许会朽烂，但刻在《神农本草经》里的文字，会像这麻黄的根须，深深扎进后世医学的土壤里。
第五章：经成传世，薪火初燃
《神农本草经》成书后，在民间与医家手中悄悄流传。有个叫淳于意的医者（后世称仓公），在其“诊籍”中记载了一个病例：齐国有个侍中，患“伤寒无汗，咳而胸痛”，淳于意用“麻黄汤”（此时尚未定名，实为麻黄配伍生姜、甘草）治之，“汗出而愈”，他在病例后注：“此法本于《神农本草经》‘麻黄发表出汗、止咳逆’之旨。”
这是麻黄记载入典后，首次被明确引用的临床案例。它像一粒种子，证明了典籍记载与临床实践的呼应——《神农本草经》不是凭空臆造的“神书”，而是无数像陈仲这样的医者，用脚丈量山野、用口品尝性味、用心记录疗效，最终凝结成的“经验结晶”。
在长安的药市上，麻黄渐渐成了“常备药”。药商们知道，这草“产伏牛山者佳，茎节密、色青褐、味辛辣”，比其他地方的药效更足。他们按《神农本草经》的描述收药，再卖给走方郎中，郎中们则根据病人的情况调整用量：壮汉用得多些，老人孩子用得少些；风寒重者单用，体虚者加些甘草（药市上易得的甜草根）。
有个走方郎中，在《神农本草经》“破症坚积聚”的启发下，用麻黄配桂枝（桂树的细枝，性温通），治好了一个“风寒痹阻”的樵夫——樵夫肩臂疼痛，屈伸不利，喝了药汤，微微出汗，疼痛竟减轻了。郎中感叹：“经中一言，藏着多少未说透的妙处啊！”
此时的麻黄，尚未有后世“麻黄汤”“麻杏石甘汤”等名方，但《神农本草经》的记载，已为它划定了“能力范围”：它是“发汗解表”的先锋，是“宣肺平喘”的利器，是“通阳散寒”的猛将。后世医者的探索，不过是在这基础上，添砖加瓦，细化用法罢了。
终章：简册传千古，草性映初心
东汉末年，战火纷飞，《神农本草经》的竹简在乱世中散落，却因医者的口传心授，得以流传。有位叫张仲景的南阳医者，在整理家传医书时，看到了那枚记载麻黄的竹简，上面的“发表出汗、止咳逆上气”十字，让他想起少年时，家乡瘟疫肆虐，多少人因“伤寒无汗、咳喘而亡”。
他将这十字记在心头，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在后来的《伤寒杂病论》中，创制了“麻黄汤”“麻杏石甘汤”等方剂，让麻黄的功效从“经中记载”走向“精准应用”。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神农本草经》为麻黄定下的“性味”与“主病”——那二十九个字，像一盏灯，照亮了后世两千年的医路。
未央宫的藏书阁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但刻着麻黄的竹简文字，却通过无数医书的传抄、注解，活了下来。它告诉我们：最伟大的药物学经典，从不是凭空创造的玄谈，而是对草木本性的敬畏，对临床经验的尊重，对“祛病救人”初心的坚守。
麻黄的故事，在《神农本草经》的记载中，才刚刚开始。它从石缝中生长，被医者发现，经典籍定格，终将在后世的医案里，绽放出更璀璨的光芒。
（上卷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