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在木牍上补记:“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他琢磨着,麻黄性温,却能“去热”,并非它本身能清热,而是通过发汗,将“郁遏的热气”随汗而出,就像打开紧闭的柴房,让浓烟散去。至于“止咳逆”,则是因为它能“宣通肺气”——肺像个风箱,被寒邪堵住了风口,麻黄能把风口撑开,气顺了,咳喘自然止了。
他还遇到一个“咳逆上气”的老妇人,咳了半年,痰少而黏,喉咙干痒,像有小虫子爬。陈仲起初单用麻黄,老妇人喝了虽出汗,却咳得更凶,说“肺里像被辣椒呛了”。他想起师父说的“燥咳当润”,便在麻黄汤里加了些杏仁(山中野杏的核,去皮尖,炒黄)和蜂蜜。
老妇人喝了药汤,甜味中和了苦味,不那么呛喉;杏仁的温润,又缓解了麻黄的燥烈。两剂药后,咳嗽轻了,喉咙也不痒了。陈仲恍然大悟:“麻黄能宣肺,杏仁能降气,一宣一降,才合肺的性子。”这便是后世“麻杏配伍”的雏形,只是此时的他,尚未将这规律总结成法,只在木牍上画了麻黄与杏仁的简图,旁注“咳逆加杏仁”。
这些病例,像一颗颗珠子,被陈仲用“观察—试药—验证”的线串起来。他发现麻黄的“发汗”并非盲目发散,而是“因病施发”:对无汗的风寒,能“开腠理”;对郁热的温疟,能“透邪出”;对闭塞的肺气,能“通宣降”。它像个精准的卫士,只攻“邪祟”,不伤“正气”——前提是用得恰当,不妄用、不过量。
第三章:破症坚积聚,通阳散寒瘀
最让陈仲惊叹的,是麻黄“破症坚积聚”的本事。
南阳郡有个铁匠,常年在潮湿的作坊里打铁,腰间长了个肿块,像揣了个硬疙瘩,按之疼痛,推之不移,郎中说是“症坚”(瘀血与寒邪凝结而成)。铁匠试过贴膏药、喝活血药,都不管用,肿块反而越来越硬,连弯腰打铁都费劲。
陈仲看他舌有瘀斑,脉沉紧,断定是“寒凝血瘀”。他想起《黄帝内经》里“寒则凝,温则行”的话,便在麻黄汤里加了些当归(陇西来的补血药)和川芎(行气活血的香草根)。
铁匠喝了十剂药,起初没什么变化,只是觉得腰间发暖;到第十五剂,忽然觉得肿块处微微发麻,接着排出些暗黑色的小便;一个月后,肿块竟渐渐变软,按之不疼了,弯腰也利索了。铁匠摸着腰间,对陈仲说:“先生这药,像把温火,慢慢把那硬疙瘩‘焐’化了!”
陈仲在木牍上郑重添上最后一句:“除寒热,破症坚积聚。”他明白,这并非麻黄能直接“破瘀”,而是它的“温通”之性,能推动气血运行——寒邪散了,瘀血活了,“症坚”自然随之消散。就像冬日的冻土,阳光一照,冰融土松,万物才能生长。
他想起更早的时候,有个农夫小腿浮肿,按之凹陷不起,是“水饮内停”。陈仲用麻黄汤加生姜皮,农夫喝了药,尿量增多,浮肿渐消。这也印证了“麻黄能通阳利水”——阳气温通,水道自畅,与“破症坚”同出一理,都是“通阳散寒”的体现。
这些零散的经验,渐渐汇成了对麻黄的完整认知:它味苦温,性烈而专,能发汗解表以祛风寒,能宣通肺气以止咳喘,能温通阳气以散瘀滞、利水湿。它像一柄精准的“开山斧”,能劈开寒邪、郁热、瘀滞形成的“壁垒”,却需医者懂得“何时挥斧、力道几何”,方能建功而不伤正。
第四章:三卷定品,中品立位
建武元年,东汉定都洛阳,天下渐定。太医令郭玉奉命整理前代医书,他听说南阳有位陈姓医者,对麻黄的功效颇有研究,便派人将其木牍与病例悉数征集至太医署。
此时,《神农本草经》的编纂已近尾声。编纂者们(后世托名神农,实则为秦汉医者集体智慧)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主养命”;下品药“多毒,不可久服,主治病”;中品药“有毒无毒,斟酌其宜,主养性”。
面对麻黄的记载,编纂者们争论了三日。有人说:“此草性烈,发汗过猛,恐伤人,当入下品。”郭玉却摇头,指着征集来的病例:“你看它治伤寒、温疟、咳喘、症坚,救了多少人命?性烈非过,用之不当方为过。且它虽发汗,却不耗伤根本,恰当使用,能‘祛邪以安正’,合‘中品养性’之旨。”
最终,麻黄被定为“中品”。编纂者们将陈仲等医者的经验提炼、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