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他年轻时也面临过的“封杀”经历。
“那时候是1963年，我还是个小人物，我写了一本书叫《城市与狗》，触怒了秘鲁当局政府，这本书在全国范围内被定为禁书，甚至威胁要取消我的国籍……我一边写文章骂，一边逃去了西班牙，但如今二十年过去，那已经成为我光辉履历的一部分。”
略萨来巴黎是为了推销他的新书《谁是杀人犯？》，这本书同样批判了军阀政府，但当年他饱受打压，不得不逃去欧洲，而现在他却成了国会议员，还准备参加总统选举。
“那些当年的大人物在哪里？他们要么被枪毙了，要么终生坐牢，而我还在这里，我以后也会活得很好。”
“世界是公道的，只是很多人熬不到那个时候。”
讲到这里，略萨十分感慨：“我相信那些杀不死我们的，会使得我们更加强大。余正在走上这一条道路。”
巴黎作为文学青年的圣地，曾经在六十年代汇集了大量拉美作家；如果不是出了卡门这种人物，使得文学中心短暂的转移到了巴塞罗那，巴黎将会继续维持其文学圣地的地位。
法新社记者也算是博古通今，他们随后议论到聂鲁达、略萨乃至于马尔克斯等等作家……记者忍不住道：“法国曾经到处飘扬着赤旗，我不知道我是因为聂鲁达的新闻，才开始关注他的书籍，还是因为他的书籍，才开始关注他的抱负。”
“虽然现在我的信仰有所改变，但我仍然会被他们的良心所打动。”
略萨点头道：“是的，这正是作家们所需要的。我一直相信作家要深入的介入这个世界，影响到历史，否则不可被称之为大作家！当然了，他们的文学技法首先要很高超。”
“这两者一件事情也不能少！”
“就像是你写出了《绿房子》？就像是你写出了《酒吧长谈》？”记者问。
略萨于是大笑起来。“是的，首先在文学上不能拉后腿！我说了很多之外的，但大家要知道，作家还是要靠来说话的。”
《绿房子》和《酒吧长谈》都是略萨的生涯代表作。帮助他成为“拉美文学第四大将”，今天略萨已经被公认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之一。
略萨的采访代表了当前作家的普遍观点，你既要能写，也要具备故事性；法新社认为这是作家能否晋级文豪的门槛：
当人们提到你这个人时，有一个世人都能想得起来的，无与伦比的故事。
曾经的大文豪们往往都有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即便读者没有看过他们一本书，也能知道“马尔克斯之于屠杀案追查”、“鲁迅之于启民智”、“海明威是个站着写作的硬汉”、“川端康成很会写女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余现在越危险，将来对他的益处就更加大。已不只是南美当地的媒体关注这位“东方新秀”，北美和欧洲都有媒体零星报道。
余切本身构成了巨大的故事，他在那坚持的越久，关注到他的人就越多。
但在之后的报道中，法新社仍然存在担忧，他们写到一个叫“洛尔迦”的西班牙诗人，此人是聂鲁达的朋友，历史上曾因为被封杀而忧心忡忡，患上严重抑郁症，最后也的确被一枪杀死。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