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国成了最执着的“老钟”。他的信息有时在上午，有时在下午，间隔一到三天不等，内容总是围绕着那件事，但切入点各有不同。有时是询问“流程进度”，有时是转达“工人关切”，有时甚至是分享一条“市里关于优化营商环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新闻链接，不发一言，却胜过千言万语。
而王经理的回复，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话术体系”。“在走流程”、“领导在审”、“正在协调”，这三句话如同三板斧，翻来覆去地使用。郑建国不再对他的回复抱有任何期待，他甚至能预判出对方会用哪一句来搪塞自己。他不再追问，不再辩驳，收到信息后看一眼便罢。他要做的，就是通过这种不间断的、礼貌的“骚扰”，让这件事始终悬在王经理的待办事项里，像一根拔不掉的刺，让他无法彻底遗忘和忽视。这是一种态度，一种无声的宣告：我，以及我身后的规划局，始终在关注着这件事。
然而，对宏远集团的“温水煮青蛙”，只是他工作的一面。另一面，是对工人们那颗焦灼之心的安抚。这比跟王经理打太极，要耗费心力得多。
每周五的下午四点半，成了他与老张固定的通话时间。办公室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喧嚣了一周的楼道渐渐归于沉寂，只剩下窗外夕阳投下的长长光影。郑建国会在这时，关上办公室的门，拨通老张那个尾号是“886”的手机号码。
“喂，老张吗？我是规划局的小郑。”他的声音会不自觉地放得比平时更柔和一些。
电话那头，总会传来一阵嘈杂的背景音，风声、电钻声，或者其他工友的谈话声，然后老张那略带沙哑和疲惫的声音会清晰起来：“哎，郑科长！您好您好！我们正念叨您呢！”
郑建国能从那一声“郑科长”里，听出混杂着尊敬、期盼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别客气，叫我小郑就行，”他会先拉近距离，然后切入正题，“这周大家情况怎么样？工友们的情绪还都稳定吧？”
这句问话，像一个开关，打开了老张的话匣子。老张虽然尽力维持着语气的平稳，但话语里渗出的焦虑却是藏不住的。
“唉，大家伙儿……怎么说呢，嘴上不说，心里都跟猫抓似的。前天，老孙家的媳妇又住院了，等着钱救急呢；小李家的孩子马上开学，学费还没着落……大家都憋着一股火，要不是我天天压着，说您这边在帮忙想办法，估计早又去堵宏远的大门了。”
每当听到这些具体而微的困境，郑建国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这些不是冰冷的档案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家庭正在承受的煎熬。他甚至能想象到老孙在医院走廊里抽着闷烟的愁苦模样，能想象到小李对着学费单唉声叹气的窘迫。
而他，此刻却只能给出一些听上去有些苍白无力的安慰。
“老张，你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局里非常重视这件事，我每周都在跟宏远那边沟通，一直在督促他们。”他顿了顿，斟酌着用词，既要给予希望，又不能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这件事我已经向我们领导做了专题汇报，领导也很支持。但开发商内部的流程确实需要时间，咱们得……得再给他们一点时间。最关键的是，一定要稳住，千万别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来。一旦闹大了，性质就变了，反而对解决问题不利。”
他知道，这些话自己说着都觉得有些空洞，但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他是在用自己作为公职人员的身份，用“局里”、“领导”这些词汇，为工人们构筑一道脆弱的心理防线，让他们相信事情还在轨道上，希望还在前方。
电话那头，老张总会沉默片刻，然后长长地叹一口气。
“唉，我懂，郑科长，我们都懂。我们信得过您。要不是您，我们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找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