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自严是由亲民官入仕途，一步步干起来的务实派。历任松江推官、刑部主事、工部主事、天津巡抚等职。
论实务经验，可能比陈子履还要多，不是清流能比的。
尤其任松江推官期间，看到“家家纺纱，户户织布”，织机不下十万，自然知道“工商”二字的厉害。
棉户、纱户、纺户、歇家、作坊、布铺、布贩……到处都是买卖。
市面上过手的白银，每年大约在500-600万两之间。就是高达800万两，也不会太让人觉得奇怪。
也得亏棉纺业如此发达，松江府才负担得起每年32万两折色，40万石漕粮。
和苏州一起，撑起南直隶的半壁江山。
此外还有江西的瓷器、浙江的丝绸等等，经过大运河源源不断送往北方，使得临清成为天下第一钞关，每年商税高达60万两之多。
发展工商可以增加朝廷赋税，这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没有商税，户部早就撑不下去了。
可毕自严更清楚，正因大量种植棉花，松江府的粮产低得惊人。
每当湖广歉收，松江米价就会暴涨。
纺户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银子，往往被高昂的粮价吸空，白忙活一场。
所以，毕自严一直没法确定，“工商”到底等不能给天下增加财富。
按理说商人只是低买高卖，没有产出任何东西。
恰恰相反，粮食运来运去，难免所有损耗。贪官污吏层层盘剥，豪商胡吃海喝，能剩下七成就很不错了。
倘若天下每家每户都有十亩稻田，一亩棉田，一台织机，岂非人人有粮吃，人人有衣穿？
没有了盘剥，岂非更加富足？
毕自严提出这样的疑问，倪元璐也连连点头，深感困惑。
他们认为“粮贵种地说”没法解决一个问题，天下土地是有限的，不会凭空变多。
民以食为天。
没有棉布可以穿土麻布，没有瓷器可以用陶器，粮食却不能少吃。
平天山固然可以挖出银子，矿工固然可以拿到工钱，粮食却不会凭空变出来。
始终需要人耕种，才会有所产出。
当大米10两一石的时候，矿工还能吃得起饭吗？吃不起。
旱灾一来，天下粮食还是不够吃。
米商或许能把湖广粮食贩去陕西，可江南就不够吃了。陕西不乱江南乱，治标不治本。
这也是太祖重农抑商的原因——商人没法把东西变出来，尤其是粮食。
陈子履仔细听着质疑，心里暗暗感慨，古人其实并不笨。
像毕自严这样的能臣，亦或倪元璐这样，想有一番作为的年轻人，早就想得很深。
不过这些问题都不难解答。
因为“小农经济”的局限，实在太致命了。
陈子履踌躇了好一会儿，最后，想出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
“敢问毕老、汝玉兄，可曾听说过徐闻县？升龙府？”
“广东雷州府的徐闻县？安南的升龙府？”
“没错。二位试想一想，倘若两个地方均分出九成土地种粮食，一成土地甘蔗。收成几何？每个农户能分到多少粮食，多少砂糖？”
毕、倪二人都愣住了。
安南曾为大明所有，升龙府的风土人情，二人略有耳闻。
升龙府灌溉极其便利，水稻一年三熟，粮产高得吓人。以每季亩产一石计算，年亩产竟高达3石，甚至4石。
徐闻县又是另一个极端。
那里风暴常年肆虐，河流湖泊稀少，主粮难有收成。偏偏气候特别时候种甘蔗，经过历代耕耘，培育出极适合当地的蔗种。
如果让徐闻县九成土地种水稻，当地百姓一定穷死。
同理，升龙府一成土地种甘蔗，先不说气候水土合不合适，当地人会不会种。哪怕全都合适，也有点不划算。
陈子履又问道：“倘若朝廷给我一个专营特许，专跑徐闻与升龙之间，贩糖贩粮。从此徐闻只吃交趾米，大明其他州府的粮食，是不是变多了？”
毕、倪二人再次愣住了。
只在两京十三省内举例，容易陷入混乱，总有说法可以反驳。
涉及到外邦，一下子就清晰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