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也确保了国家的赋税收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减免赋税徭役，多次下诏免除受灾地区的赋税，减轻百姓负担，例如泰始二年（266年），司马炎下令“罢农官为郡县，劝课农桑”，鼓励百姓开垦荒地；
此外，他还重视水利建设，下令修复因战乱受损的灌溉工程，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西晋的国力大幅提升，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为灭吴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时的东吴，在吴末帝孙皓的统治下，早已腐朽不堪——孙皓残暴嗜杀，不仅滥杀宗室大臣，还对百姓横征暴敛，导致东吴朝堂上下人心惶惶，百姓怨声载道，军事力量也日益衰退。
司马炎见灭吴时机成熟，于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下令兵分六路，以贾充为大都督，率领二十余万大军，从不同方向进攻东吴。
西晋大军一路势如破竹，东吴军队因长期疏于战备、人心涣散，根本无力抵抗。
太康元年（280年）三月，西晋大将王濬率领水军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直抵东吴都城建业（今江苏南京），吴末帝孙皓被迫投降，东吴灭亡。
至此，自东汉末年以来长达近百年的三国乱世正式终结，中国重新实现了统一。
统一全国后，司马炎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西晋的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史书记载，太康年间（280年-289年），“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百姓生活富足，人口数量从西晋初年的约246万户，增长到太康年间的377万户，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甚至出现了“仓廪盈溢，百姓殷富”的景象，这一时期被后世称为“太康之治”，也是西晋历史上最为繁荣稳定的时期。
然而，“太康之治”的盛世景象并未持续太久，随着天下统一、国力强盛，司马炎逐渐变得骄奢淫逸、怠于政事，尤其是在晚年，他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为西晋的速亡埋下了深重的隐患。
首先是生活上的极度奢靡。统一东吴后，司马炎将孙皓宫中的数千名宫女纳入自己的后宫，使得后宫宫女数量一度达到近万人。
为了挑选宫女，他甚至下令禁止天下女子婚嫁，直到挑选结束后才允许百姓成婚；在后宫中，司马炎终日沉迷酒色，为了方便在众多宫女中挑选宠幸之人，他甚至发明了“羊车望幸”的方法——乘坐羊车在后宫中随意行走，羊车停在哪个宫女的住处，便在哪个宫女处留宿。
上行下效，司马炎的奢靡之风很快蔓延至整个朝堂，世家大族纷纷效仿，竞相攀比奢华，例如石崇与王恺的“斗富”故事，便是当时社会奢靡之风的真实写照。
世家大族为了追求奢华生活，不惜对百姓横征暴敛，导致社会矛盾逐渐激化。
其次是政治上的懈怠与腐败。
晚年的司马炎早已没有了登基初期的励精图治，他疏于政事，将朝政大权交给外戚杨骏与权臣贾充等人。
杨骏凭借女儿杨皇后的关系，权倾朝野，他任人唯亲、排除异己，导致朝堂上下派系林立、矛盾重重；贾充则是一个趋炎附势、阴险狡诈之人，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惜挑起宗室与外戚之间的矛盾，甚至策划了一系列政治阴谋。
而司马炎对这些乱象视而不见，不仅没有加以整顿，反而对宗室与外戚更加纵容，使得西晋的政治日益腐败，统治基础逐渐动摇。
最为致命的错误，是司马炎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的决策失误。
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轨早夭，次子司马衷便成为了嫡长子，按照“立嫡以长”的传统礼法，司马衷理应被立为太子。
然而，司马衷却是一个天生的白痴，史书记载他曾在听到百姓因饥荒而饿死时，疑惑地问“何不食肉糜”，这样的人根本无法胜任皇帝之职。
朝中大臣多次劝谏司马炎，希望他废黜司马衷，改立贤能的皇子为太子，例如司空卫瓘便曾借着酒意，暗示司马炎“此座可惜”，但司马炎始终犹豫不决。
司马炎之所以不愿废黜司马衷，一方面是碍于“立嫡以长”的传统礼法，担心废长立幼会引发宗室动荡；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十分疼爱司马衷的儿子司马遹——司马遹自幼聪慧过人，司马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