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报到那天,已经过去三个多月,宿舍书桌的台历上,毕业倒计时的数字只剩下二十天。
他回到宿舍,翻开桌上的笔记本,第一页还是刚来时写下的“守住Y市民生底线,盯紧洪家违规操作”,字迹力透纸背,带着初到北城时的警惕与执拗。
而往后翻,密密麻麻的批注里,多了“能源政策导向与地方执行偏差”“政商关系边界的基层实践”“区域协作中的利益平衡逻辑”等此前从未深入思考过的议题,墨迹深浅不一,记录着三个多月来的认知迭代。
这种视角的转变,并非对“不公”的妥协,而是源于一次次高层课堂的冲击。
副校长李建在“政策落地与基层创新”课上举的例子至今清晰:
西北某县为了引新能源项目,突破环保红线,看似是“急功近利”,实则是受限于财政压力与考核指标。
“基层的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
李建当时说的话,此刻在君凌心里愈发清晰,
“你在Y市卡洪家的环保审批,要先想明白,周边省份的同类项目是不是都守了规矩?上级的能源配额有没有给足基层缓冲空间?”
以前他只觉得“守规矩”是天经地义,现在才懂“守规矩”需要多大的体系支撑。
既要对抗既得利益的阻挠,也要理解基层执行的难处,更要懂得在全国政策的框架里找突破口。
就像韦平当初拒洪飞时说的“韦家不碰有争议的项目”,不是怯懦,而是看懂了“违规的短期利益换不来长期安稳”。
“在想什么?”
韦平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两份“青年干部座谈会”的邀请函。
“下周老领导牵头的会,一起去听听?据说要聊秀水省的产业升级,说不定能看到洪家的新动作。”
君凌接过邀请函,目光落在“秀水省”三个字上,指尖轻轻敲击:
“正好,我整理了Y市的民生项目与能源需求的对接方案,想听听你的意见。以前只敢想‘怎么把项目做好’,现在觉得,得先想‘怎么让项目符合全省的盘子’,不然就算顶住了洪家,也可能卡在上级审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