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说，“富不过三代”。
大多数的官宦人家，必然是向下的社会流动。
如太宗末年出任宰相的吕端，有“吕端大事不糊涂”之称。
因为他力拥真宗为帝，真宗继位后对他一直照顾有加。
就是这样一位元老重臣，咸平三年（1000）去世后，至景德二年（1005），仅五年时间，家道就迅速中落，负债累累，其子孙、兄弟，“又迫婚嫁，因质其居第”。
真宗为此出内府钱赎还之，“又别赐金帛，俾偿宿负”。
另一位真宗朝宰相毕士安，出任显仕多年，他去世后，“四方无田园、居第，没未终丧，家用已屈”。
幸亏王旦给他提了一嘴，真宗皇帝才从新赐给他家五千两，给他两个儿子、一个孙子授官。
这种情况不仅北宋大量存在，南宋也不少见。
因此，当时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士大夫，已经深感世代保持家业的不易。
曾与吕端并相的李沆，治第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有人向他提出，以为太隘。
李沆回答道：“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
就算是配享太庙的李沆，当真如他所说的那般。
几个儿子早夭，如今他儿子也不过是个正八品的大理评事。
可是这种官是阶官！
（就是寄禄官，家族全都靠着女婿王曾撑着，关键王曾还没有子嗣，落寞是早晚的事）
而名相李沆的孙子，确实是一丁点信息都没有，连个官身都没有了。
这类情况的普遍出现，致使宋人有“盛衰之变，何其速也”之叹。
宋代官员俸禄优厚，恩荫盛行，官僚阶层的沉沦，当不至于如此迅速堕落。
就算大宋恩荫盛行，官员也无法可以通过恩荫，让子孙世代做官，以保证门第之不墮。
宋代恩荫不仅授官低，而且升迁亦远较进士出身者缓慢。
即使位极人臣的宰相之子，亦只授从八品的将作监丞。
多数官员的余亲，只能授试衔、斋郎之类长期不得放选又无具体差遣的小官。
小官的俸禄，温饱即可，若是家里人口太多，那还得省吃俭用才行。
与进士出身者相比，恩荫出身的官员升迁也缓慢得多。
年轻从政，白首归家。
大多数人终生在“选海”中翻滚，进不了京官行列。
陆佃之舅边珣，自仁宗朝前期以父荫入仕，历官数十年，致仕前仍然只是一个选人资序的两使职官。
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仁宗至和元年（1054），以荫补为官。
虽政绩卓著，结果仍然只是一名县的主簿。
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一纪从师，讫无一业之仅就；十年试吏，邻于三黜而偶全。”
不仅改官遥遥无期，就是芝麻小官亦几乎不保。
然而，自嘉祐八年（1063）沈括登进士第以后，仕途生涯从此就一帆风顺。
除去丁母忧三年，只用了十年时间，就从选人而一跃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成为权势煊赫的大臣。
其升迁之快，与“十年试吏”时期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正因为如此，在有宋134名宰相中，只有3人是靠恩荫起家（皆在北宋，南宋则绝无一人），其余几乎全是进士出身。
由此可见，宋代官员要使其子孙保持家业，延续门第，只有走科举入仕之路。
否则，在其身后，鲜有不出现家道衰落、子孙鬻卖田产、第宅的情况。
这就是宋代科举制度下的另一种社会流动，即由官僚阶层向普通平民乃至贫民的流动。
官僚阶层若是想要保住自家世代富贵，必须不断的接纳新的进士，来结亲。
可是纵然北宋在仁宗时期就已经前后两次扩招。
一次是天圣五年，一次是张元叛宋投夏，只要进入殿试就不会罢黜。
就算是如此，面对庞大的官僚集团，进士依旧是僧多肉少，不够分的。
曹利用虽然身居高位，那也是有此担忧。
故而特别想要找一个进士女婿来帮他撑住门楣。
否则光靠着武将之间的联姻，家族必定会一直往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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