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通过看奏疏，对于朝廷收取的商税连年增长是有印象的。
他倒是没想到在东京城，天子脚下，竟然还会有人胆敢欠着商税。
尤其还是樊楼，故而对此事极为好奇。
北宋商业繁荣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农业与手工业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促使了商业的日益繁盛。
再加上北宋统治者改变了自西汉以来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富商的地位更加显赫。
官员兼任经商的也大有人在，笑贫不笑娼的风气进一步扩展。
更多百姓加入经商行列想要通过赚钱改变人生，同时将来也有资本可以与进士联姻，进一步提高家族地位。
北宋开封府虽然没有统计过城内有没有三百六十行，但是宋煊看过那些缴纳商税的行业，至少在二百行以上。
光是开封县的各色店铺就超过四千多家，这还没有算上祥符县的商铺，少说也得近三千家。
宋代城市到处都可以开设商铺，所以市税改为住税，税率为百分之二。
征收货物通过税，过税的税率百分之三。
宋代商税征收的对象比较广泛，主要有三大类：
百姓日常衣食类商品交易税;
庄田、店宅等生产资料和住所等交易税;
牛马驴骡橐驼等交通工具交易税。
当然还有次一级的草市、镇市或者墟、集等。
对于这类，官府是允许商人进行包税制的。
包商缴纳保证金于官府，即取得征税权。
然后由承包商自行申报税额，以出价最高者取得包税权，是征税的“买扑”制度。
北宋朝廷已有很强的成本与效益意识。
在税务机构的设置上，在一些商税课利微薄方面，官府不设税务，而鼓励私人买扑承包。
这样，既能节省设置税务机构而带来的行政开支，又能通过私人承包，官府转让征税权而坐享其成地得到部分税收，从而纤悉无遗，增加财政收入。
但是由于征税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而宋代获得征税承包权的人多数是地方上的恶霸地痞。
双方之间难免会出现各种矛盾。
朝廷也不是什么都要收税，总归是要留下一些口子。
比如在日常生活当中，免除布帛、柴草、蔬菜等方面的税收，促进这些商品的流通，从而保证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给。
同时对贩夫贩妇等小摊小贩免税，使他们有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能养家糊口，维持生计，避免他们失去生路铤而走险，联合起来搞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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