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光：“我忽然产生一个私人问题要问余先生，但要等到结束之后，再去和他沟通——让我们先进入到文学会谈环节。”
这里面又有三个话题，第一个有关于井上靖。
“为什么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日本？”
第一个话题出来了。
这个话题是给井上靖的。他是敦煌学的专家，《敦煌》和《楼兰》的作者。1979年中国对外开放，井上靖因为有可能不被批准进入敦煌，当场跪下来恳求，老泪纵横。
但这个话题，对余切这个中国人来说相当尴尬。1909年，敦煌石室得以发掘，中日两国都有研究，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的研究明显投入更多，更有成果。当时国内战乱频发，几乎没有人重视敦煌的研究，仅有的经卷又被国外探险家所购买、劫盗。
就连“敦煌学”这个东西，也是日本学者首先提出来的。民国的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首先是井上靖发言：“我首先要说，这和两国的学术水平无关，而有一些特别的历史缘故所导致的，我们从东大建国之后的发展来看，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例。”
余切点头，他认可。
井上靖又说，“从敦煌法制文书所完成的《唐宋法律文书研究》、《中国身份法史》说明了，中国在唐朝时候曾有过先进而现实的法律观念。”
继续认可。
“我们作为日本人，现在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激动不已，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强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在场的人这一套逻辑听下来很舒服，为什么？
这是正统唐文化在日本的变种说法。日本有“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的说法。
其实是一种变种的歧视言论，它隐藏在了学术讨论当中。
余切当即就怒了，他举手认为不妥：“最后的话首先应该是我们来说，盛唐的文化，仍然强有力的活在中国人的心中。我再强调一遍，它首先是活在中国人心中的。”
国谷裕子替井上靖问：“那为什么中国并没有做出深刻的‘敦煌’文化研究？”
余切道：“因为我们当时处于战乱当中，没有条件去进行研究，我们的考古体系很混乱，我们的学者正在经受轰炸——你们来轰炸的。”
井上靖一声不吭，他有许多中国朋友，并不适合在这发话。
昨晚上和余切对稿的时候，井上靖每次一被问到这个，就傻眼了，只能糊弄过去。
国谷裕子问：“余先生，这和学术研究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我老师马识途，当时就顶着你们的轰炸，努力学习知识文化，他和他的同事怎么能进行研究呢？”
国谷裕子强调：“现在抛弃掉战争不谈，只比较研究水平，据我们这里的资料，您（指东大）是没有做出深入研究的，我们要务实的讨论问题。”
务实？务锤子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