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杂志的编辑和《世纪报》的董事，贝坦库尔终生都很想和文学接近。
“余，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还有加博，比起总统，我更愿意做一个知名的家。”贝坦库尔说。
哥伦比亚的香蕉大屠杀，聂鲁达之死，以及好朋友宫雪的遭遇，触发了余切的创作欲，他几乎每天都能写出大量文字。
余切开始站着写作，哥伦比亚之枪被他放在桌子的左上角。装满子弹，一有风吹草动，就能躲进桌子下借着掩体射击。
马尔克斯回家看到余切写下的东西，量大管饱，质量上乘，他感慨道：“你一个人就是一个（文学）军队。”
接着，他又看到那把枪。
马尔克斯紧张起来。
“你把枪放在桌子上干什么？你也要学海明威，但他是把枪放在自己的抽屉。”马尔克斯说。
余切摇头：“海明威用那把枪自杀了，我却是用枪射击敌人的。因此，枪必须要放在我随时可以够得着的地方。”
马尔克斯觉得余切的状态不太对劲，劝他道：“你让我不敢回来住了，余，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全哥伦比亚，我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如果还有比我这更安全的地方，那只可能是总统府。”
余切说：“你们的议会大厦去年被毒枭的人打进来，活捉了议员！天下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
好吧，马尔克斯劝不动余切，只好住在建筑物的二楼，但他怕得厉害，几天后甚至到朋友的家中居住。
马尔克斯不敢回自己家了。
马尔克斯的老婆说：“加博，就算有坏人闯进了房间，也只会瞄准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已经很多年不再惹智利，他们早已经放过了你。你只需要解释一下就行。”
马尔克斯说：“因为我怀疑余切不会投降，而是当即拔枪对射，这样我就来不及解释了，他们会连我也一起杀掉。”
马尔克斯的老婆很惊讶：“在我印象中，中国人一向都比较安静，沉默寡言，余为什么像火药一样？”
“是的，你说的都对。”马尔克斯说，“据说中国人总被少数人保护的很好，可能余不是大多数人，他是那个少数人。所以他总是不厌烦，总是想要找麻烦，他生来就是这样的人。”
在这期间，余切不断发文质问智利政府，聂鲁达当年死亡的真相。
尽管智利方面对他没有回应，但这些稿子却途径阿根廷等地不可避免的流传进智利。一些生活在智利外，拥有双国籍的智利本地作家发出了诘问：
到底聂鲁达当年是怎么死的？
如果聂鲁达是伤心而死，能不能像余切那样，写出一篇文章，证明聂鲁达晚年是个多愁善感的抑郁症患者；如果死于胰腺癌，那么就给出就医时的治疗单。
那些情诗都是聂鲁达年轻时写的牢骚话，聂鲁达中年以后已经是个成熟的政治家！这是余切在《聂鲁达之死》系列文稿中，证明了的事情！
南美几家报社派出调查记者，潜伏到聂鲁达所在的医院进行调查。一个惊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