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250万左右。而崇祯初年辽饷盐课是21万，因此他的盐税大约是100万左右，流失严重。这里指的是实际收入，和廷议的收入是两码事。
实际上，明朝末年，连税收都收不上来，增加的辽饷就更不用说了，只能欠着。到崇祯6年为止，单单盐课便欠到了320万两。
更关键的是，从明初到万历的“苏松重赋”遭到破坏，这是东林党最要命的一条政策。明初根据各地经济情况不同，设计了不同税率，其中苏松一带的税率最重。
苏松两府占全国土地1.6%，却要缴纳全国13%左右的农税，比河南陕西全省的税收（河南陕西各占全国赋税8%）还要高的多，如果再刨去地方政府日常开支，那么苏松两府在中央财政中所占的份额高的可怕。这也是导致朱由检投鼠忌器，暂时不敢动苏浙地区的五大商帮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茶叶，织造等名目繁多的非土地税，几乎都压在苏松两府。因为同样面积的土地，江南的产出远远高于河南陕西之地，所以江南的税率是河南陕西的数倍。可以说明朝中央财政收入，江南占了三分二以上。这也保证了河南陕西这些土地较为贫瘠地区人民的生活。
但是，就算是在这么高的税率下，苏松一带百姓的生活水平依然远远高于全国各地。而苏松一带的地主、士绅、商贾的生活那都不用多说了，大明天子也未必比得上。也就是说苏松两府任何一府的税收应该高于其他省税收一倍以上，才算正常。然后我们来看东林党在干什么？
首先，他们打着公平的旗号，极尽忽悠之能，将辽饷改为均收，再到后面的三饷，全部按面积平均摊派。到万历末年，苏松两府每户仅摊派饷银0.056两。而陕西每户摊派0.26两，河南每户摊派超过0.4两，竟然达到苏松两府人民的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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