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宝十年，江南的梅雨季来得比往年早。湖州武康县（今浙江德清）的一条窄巷里，柴门被雨水泡得发涨，推开门时“吱呀”一声，像极了巷口老槐树的叹息。门内的小院里，一个七八岁的孩童正蹲在屋檐下，用树枝在湿泥地上画着圈——这便是孟郊，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要走的路，比泥地上的圈曲折得多，也扎人得多。
父亲孟庭玢是昆山县尉，官不大，却也算给家里撑着一片天。孟郊记得，父亲总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官服，晚上回来会把他抱到膝头，教他念“关关雎鸠”。
可没等他念完《诗经》，父亲就病逝了。那是他十岁那年，母亲把父亲的官服叠得整整齐齐，压在箱底最下面，夜里常常对着箱子抹眼泪，灶膛里的火苗忽明忽暗，映着母亲鬓角新添的白发。
从那天起，“家道中落”不再是书里的词，是米缸见底时的慌张，是冬天没有炭火时冻得发紫的指尖，是邻居阿姨送来半袋糙米时母亲那句“多谢”里的难堪。
江南的水乡总被人写得温柔，在孟郊眼里，温柔是别人家的。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踩着露出脚趾的草鞋，去河边洗衣、去山上拾柴，路过私塾时，会忍不住扒着门框往里看——里面的孩子捧着崭新的书卷，先生摇头晃脑地讲课，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页上，那画面亮得刺眼。母亲看出他的心思，咬牙凑了些钱，让他跟着一位老秀才读书。
孟郊格外拼命，白天帮人放牛时把书挂在牛角上，晚上借着月光翻书，书页被手指磨得卷了边，墨汁沾在指甲缝里，洗都洗不掉。有人笑话他“穷书生还想登天”，他不吭声，只是把书攥得更紧——他知道，读书是他唯一能抓住的绳子，哪怕这绳子磨得手心流血。
二十岁那年，孟郊背着一捆书，揣着母亲烙的几张干饼，去了嵩山。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隐居。那会儿的嵩山不像现在这般热闹，林子里的树长得密不透风，阳光得费劲儿才能从枝叶间挤下来，落在他搭的茅屋顶上。茅屋很小，只能摆下一张床、一张破桌子，下雨时屋顶漏雨，他就把盆碗摆一地接水，叮叮当当的，倒像在给写诗打拍子。
有人问他，好好的江南不待，跑到山里遭罪图啥？孟郊笑着摇头，他图的是这份“静”。在山里，没有邻居的闲言碎语，没有米缸空了的焦虑，风穿过树林的声音、鸟雀归巢的鸣叫，还有他自己的心跳。
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沿着山路走，看到溪边的石头、崖上的松树、草叶上的露珠，都要停下来琢磨半天，然后掏出纸笔写下来。写得不好就揉了扔，纸不够用了就写在树皮上、石头上。山里的日子苦，常常是煮一锅野菜粥，就着咸菜吃一天，冬天冷得睡不着，他就裹着单薄的被子在屋里踱步，嘴里念念有词地改诗。
就是这份苦，磨出了他的“孤”。他不爱跟山外的人打交道，偶尔有樵夫或僧人路过，他也只是客气地递杯热水，不多说话。有人说他“少谐合”，不合群，他不在乎——他的心思全在诗里，那些诗就像他的朋友，懂他的穷，懂他的闷，懂他心里那点不肯低头的劲儿。在嵩山待了近十年，孟郊的诗里有了山的硬气，也有了草的韧劲，只是没人知道，这茅庐里的诗人，心里藏着一个长安梦。
四十岁这年，孟郊把茅屋锁了，背着一捆诗稿，揣着母亲凑的盘缠，第一次去了长安。出发前，母亲把他的衣服缝了又缝，反复叮嘱“到了京城别逞强，吃不饱就写信回来”。他点头，可心里的火苗早烧起来了——四十岁了，再不去考科举，这辈子就真的埋在山里了。
长安真大啊，比他想象中还要大。朱雀大街宽得能并排跑八匹马，两边的店铺挂着五颜六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