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十条大罪。
其实这五个问题，统统指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鞑清的先天绝症，满汉之防。
但是雍正还是允许了这样的讨论，并且亲自下场辩经，曾静一直活到了雍正十三年十二月，雍正死后第三个月，曾静这个大逆不道的‘逆贼’，才被乾隆皇帝给凌迟处死，而乾隆更是违背父训，对《大义觉迷录》进行了文字狱式的禁绝。
大义觉迷录在雍正七年成书后，就被大肆刊发，雍正皇帝更是要求公家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册，所有地方官、学官都要对大义觉迷录的内容进行讲授，实在是印的太多了，无论如何封禁都无法阻止其传播了。
在乾隆看来，大义觉迷录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没有人会看雍正皇帝说了什么，而大家更在意曾静说了什么，最终导致普遍的、大规模的对鞑清王朝的质疑。
雍正皇帝勇敢的面对了满汉之防的先天绝症，他没有逃避问题，更没有斩首抄家一了百了，甚至推波助澜，深入的讨论了这个问题，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但乾隆选择了捂嘴，捂嘴当然简单，但捂嘴就是逃避，捂嘴的结果就是这个先天绝症，再也没有缓和的余地了。
每一次的改革，维新，都会有这种意见篓子，允许这样的意见篓子存在，是直面问题的勇敢。
出现问题，只有面对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逃避，只会让问题深入骨髓之中，成为绝症中的绝症。
朱翊钧允许意见篓子们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对讨论的界限做出了十分明确的限定，他物理下头了陈友仁，不能美化倭寇的暴行，就是朱翊钧唯一的界限。
行之者一，信实而已，实事求是的讨论问题，只是朱翊钧的美好愿景。
“比如这篇杂报，就长篇连载的《东征英烈传》，这个朕就很喜欢。”朱翊钧点名表扬了一本名叫正德杂报的一篇长篇连载文章，里面收录了无数在倭患肆虐时，涌现出的一大批抗倭杰出人才。
连都饷馆馆主、海防指挥使罗拱辰都在其中，将罗拱辰的生平和贡献，完全罗列了出来。
“大宗伯办的，现在是少宗伯沈鲤在负责。”冯保看了一眼，笑着说道：“少宗伯是骨鲠之臣，他对每一篇、每一人都做了详细的了解后，才会进行登刊，戚帅每期都会看，从无差错，是信实的文章。”
“与其说是杂报，不如说是在修史，极其严谨。”
“官报？”朱翊钧笑着说道：“礼部做得很好，加赐少宗伯一件鹤氅，加太子少保兼礼部尚书吧。”
万士和入阁后，礼部部事部分转交给了沈鲤，而礼部右侍郎陈学会主抓外交，整个礼部没有成为贱儒的聚集地，高举着礼法阻拦皇帝革故鼎新，和万士和、沈鲤、陈学会等一批擅长变通的儒学士，有很大关系。
这次算是给沈鲤升了官，但仍然是少宗伯，礼部出了问题，还是万士和兜着。
万士和很早之前就开始以朝廷的名义组建除邸报之外的官报，和民间杂报不同的是，这些官报作为权威报刊，并不是贱儒的喉舌，是要完全践行行之者一，信实而已，任何信息源都要得到确认，才能登刊。
官报和杂报形成了两个阵营，在风力舆论的战场上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