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吸引士子的诱饵。
那些在科举路上挣扎的寒门学子，突然发现西洋学问能为他们打开另一扇门——
经西洋历法修正的《大统历》让钦天监的官员另眼相看，用西洋几何丈量土地的方法让户部主事刮目相看。
到天启初年，朝堂上已悄然形成“西学党”。
他们未必皆是教徒，却都倚仗耶稣会的资源步步高升。
南京礼部侍郎的案头常摆着葡萄牙神父送来的望远镜，福建巡抚的奏疏里总夹杂着对“红毛夷”（荷兰人）的“客观评价”。
这种渗透如江南的梅雨，细密无声却浸润骨髓。
第一代官员不过是借西学作为晋升工具，半推半就地接受洗礼只为结交人脉；
可到了第二代，那些自幼跟着西洋神父学拉丁文的子弟，早已将礼拜日的弥撒当成了生活日常。
松江府的顾家公子甚至在婚礼上同时摆了孔子牌位与圣母像，引得老儒破口大骂，却被其父——
时任光禄寺卿的顾秉谦轻描淡写地压了下去。
这种传播的代价远超金银。
利玛窦去世前，罗马教廷已为大明教区投入了数十万金币，光是每年运往澳门的钟表、火器就足以装备一支千人军队。
但回报也足够惊人：
江南七府的书院半数设有西洋馆，广东、福建的海关官吏几乎都能说几句葡萄牙语，连崇祯初年修订历法时，钦天监的主官竟是个受洗的教徒。
当西洋学问成了官场通行证，耶稣会早已不是外来的传教团体，而是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
沿海的商人比官员更早嗅到机遇。
嘉靖年间还在偷偷摸摸与倭寇交易的海商，到万历朝已堂而皇之地捐建书院。
宁波的范家先是捐银万两资助杭州天主教堂，次年就拿到了对日贸易的特许；
泉州的郑家更直接，长子郑芝龙拜葡萄牙商人为义父，用一艘西洋夹板船起家，十年间便成了东南海疆的“船王”。
他们与耶稣会的关系微妙而精准——
商人提供资金与人脉，教会则用西洋势力作保，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甚至为福建商人配备了专职律师，负责处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纠纷。
东林党人的书房里，渐渐多了商人送来的西洋墨与羊皮纸。
钱谦益在写给友人的信里曾抱怨“吴下富室挥金如土”，却在收到苏州商人资助的千两白银后，在朝堂上力主开放月港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