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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渔村开了个杂货店。
爱人烧得一手好菜，顺带着开了小酒馆。
这样的生活，比渔民强多了。
抗战胜利后，活动在舟山周边的海上游击队。
常光顾小岛，自然也来小酒馆。
游击队政委，去岛上做宣传，常给他夫妻俩讲革命道理。
由于国军开始打内战，随后封锁了海岸线。
他就利用商人身份，帮游击队采购物资。
政委随后秘密展他夫妻俩加入了组织，夫妻俩的身份，只有他一人知道。
1949年6月2号，二百多国军撤至岛上。
没隔几天，让小酒馆定时送酒菜到司令部。
随后，夫妻俩也跟岛上国军熟络了。
老婆送酒菜时，常听地牢里传出痛苦的喊声。
通过了解，现岛上有保密局特务，感觉地牢里可是被俘的解放军。
夫妻俩连夜将情报报告了游击队政委。
政委了解了情况，估计是地下党，让我夫妻俩设法摸清楚。
如真是地下党，必须设法营救。
就这样，断断续续，弄清了情况，已一月有余。
政委终于启动了营救程序，在一雨天，海上伸手不见五指。
他夫妻俩分头行动，老婆送酒菜给看守的保密局特务，丈夫伺机救人。
不一会，看守特务全迷倒了。
他夫妻俩打开地牢，只见一个血肉模糊的人绑柱子上。
救出人后，连夜由海上游击队护送，他夫妻俩也跟着回了大陆。
说罢，叹一口气：
“唉！
为救武书记，游击队政委牺牲了。”
柳蕙看似问老侯，实为问导师：
“既然回了大陆，你为何不去军管会报到呢？”
老侯又长叹一声，愤愤不平的说：
“我们回到大陆，第一件事，自然要找组织。
可是，当地组织不信，说我三人是保密局特务。
要枪毙我们。”
他稍微停顿一下，接着叹苦：
“武书记有经验，认为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先脱身再说。”
柳蕙直接一句：
“你们脱险都三四个月了，即使他们怀疑你们。
让他们联系一下上海军管会，不就消除误会了吗？”
还是老侯回答：
“当地民兵四处抓我们，只好暂时隐蔽起来。
武岗同志现在是我们三人支部书记。
会议决定，鉴于没有身份证明，暂不要急着找组织。”
柳蕙毫不留情面：
“骗鬼去吧，导师上海有组织，有领导。
去上海不就行了吗？”
老侯叹一声：
“谁说不是呢？但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柳蕙疑惑的问：
“这有什么复杂的？”
这时，导师插了一句：
“老侯，让我来解释原因吧。”
他解释，他们回过上海，还去过军管会。
却现军管会有不少保密局特务，都身居要职。
鉴于上岸后遇到的情况，开始谨慎了。
想先找地下工作时的同志，可是都搬家了。
想起自己毕竟被捕过，这副相貌，容易引起同志们的怀疑。
即使不还以，甄别一下也正常。
按照甄别程序，起码要半年。
考虑带回的情报不能耽搁，又担心他们不会信。
便会议决定，要对组织负责，必须进一步核实情报真假。
然后再向组织报到。
柳蕙凭感觉，他语气像导师，声音却不像。
他嗓子嘶哑，难道是用刑时喊哑了？
她想起往日恩爱的日子，双方经过生死磨难，怎么说，也不应该这样见面吧？而且，还给她蒙上眼睛？
他会不会被关了几个月，脑子坏了？不可能，导师很睿智，脑子不可能坏。
他只说被烙铁伤了，没说伤头呀？
通过二人翻来覆去的解释，她似信非信，一时真假难辨。
忽然轻声一句：
“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