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分配。
幸运的是，那时候西伯利亚还没有核电站，为了充分发挥他的才华，祖国倒也没把他丢得太远，只派到了切尔诺兹克。
作为“国家重点项目配套城市”，普布利亚市的生活条件在那个时代甚至称得上优越，安东为此还有些愧疚，觉得别人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苦寒之地建设边疆的时候，他却享受着普布利亚的公园和医院，还有几十家商店和餐馆。
因此，核电站的工作虽然枯燥危险，但安东兢兢业业，毫无怨言。
在切尔诺兹克的三年，一共有两件最让他高兴的事情。
第一件是他在爬上安全壳穹顶检查的时候，因为积雪的缘故脚滑了一下，接着同事又手滑没拉住安全绳，结果掉下去摔伤尾椎骨，被送进医院躺了一个月。
让他高兴的当然不是摔伤，而是他的主治医生薇拉·斯米尔诺娃。虽然因为对方一直戴着口罩，卧床的一整个月里，事实上也包括后来所有的时光，他都从未见过薇拉·斯米尔诺娃眼睛之外的面容。
即使如此，那个月也是他人生最幸福的时光——如果摔伤的是腿，而不是让人难为情的尾椎骨就更好了。
出院那天他如丧考妣，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失恋。他没有尝试追求薇拉·斯米尔诺娃。他矮小，不英俊，才二十五岁就开始谢顶了——从中学时代他就明白，爱情是只属于少数人的权力。他不想被厌恶。
第二件是接到上级通知，由他接引中央派来的经济观察员。
那时候中央常常往下级部门和工厂派遣经济观察员，这些观察员大多出身克格勃，至于克格勃在人们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参考各种半夜以无数奇怪的理由被克格勃逮捕的苏维埃笑话，就能想象一二。
对大部分人来说，接引克格勃，简直是一个能吓得睡不着的任务——万一家里有那么一两样来自北亚美利加的物件，被扣上了“通敌”的帽子怎么办？
让安东高兴的事情总是这么地奇葩。
事实上，他刚刚接到任务的时候，也是紧张的，但他很快想到自己对祖国真挚的热爱天地可鉴，顿时又为自己的紧张羞愧起来。因为这种羞愧，他主动邀请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住到自己家里——天啊，邀请克格勃住到家里，这是什么作死行为？
像他这样的大傻瓜，当然扛不住安德烈的有意套话（虽然对方套话并不是为了找理由逮捕他），几杯伏特加下肚，第一天晚上就把自己祖上三代的故事、包括那场轰轰烈烈的失恋交代个干净，甚至说到伤心处，呜呜地哭了。
安德烈鼓励他：“为什么不去试试追求她呢？比如写一首诗。”
当时安东想：天呐，这人居然建议我写诗！
1985年，早就不是那个两袖清风、凭一首诗就可以相爱的时代了。年轻人去昂贵的饭店，去莫斯科看演唱会。写诗，这么古董的建议，却出自像安德烈这样的年轻人之口，让安东简直要笑出声来，又仿佛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了另外一只披着年轻人的皮的老僵尸，在那一刻他就单方面决定安德烈是他一辈子的兄弟，不管他是不是克格勃。
安德烈在普布利亚只停留了一个多月。他走的时候安东哭得比失恋那次还要惨，直到别人开始用诡异的眼神看他们俩，才把他的眼泪吓了回去——苏维埃对这种事情是很严苛的——再说又不是那么回事！
安德烈在普布利亚的时候，一直心神不宁。安东猜测是追查破坏分子不那么顺利，但他并不多么担心。破坏核设施是绝对的自杀式袭击，他不认为北亚美利加人有这样的勇气。
他再次想起安德烈的来访，是近一年后，从列宁格勒寄来的最新《实验与理论物理杂志》中，一篇关于石墨的文章，让他忽然联想到了含有石墨的控制棒，并且意识到石墨材料与几次测试中出现的功率异常波动之间的联系。
安东的智慧仿佛具有某种二象性，只存在于物理学的结界之内——在工程的领域之内，他能从微弱的信号中敏锐地洞察系统的漏洞，而在物理学的范畴之外，他完全缺乏理解“总工程师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控制棒还在使用”这类问题的政治智慧。
因此，他在各种场合一再提出这个问题、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