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上疏，张四维、王崇古、杨俊民等人当然是当即予以反对，他们立即上疏朱载坖，痛陈解盐的利害和解盐对于朝廷边防的重要性。
张四维在奏疏中称，解盐最大的作用是稳定大明的边防，保障官军的军储充足，解盐基本上全部用于开中，各地的商人，主要是晋商，将粮食从其他地方运输到太原、大同等朝廷设置在九边军镇的军储仓库，然后换取解盐，运往山西、河南等解盐的行盐地区销售，这就是解盐的主要用途。
如果解盐的行盐区域减少，引目削减，是会直接影响到朝廷的军储的，所以六十万引解盐的数目和行盐地域绝对不可动摇，必须要保证解盐六十万引的数目不变。
朱载坖很清楚，这其实是晋商集团和东南盐商内讧罢了，东南盐商希望借此机会尽可能的扩大两淮食盐的行盐区域，减少解盐的行盐区域，以此打击晋商的势力，而晋商当然是要尽可能的保住六十万引解盐的引目和行盐区域。
杨俊民等人认为，解盐的产量只是暂时下跌，又不是永久的减产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解池盐水的含盐量上升之后，解盐的产量又会提升上来的，杨俊民在给朱载坖的奏疏中称：“盖池以潴水，下有淤泥，中有盐根，根上有盐板。岁四五月，烈日暎池，水面生花如薄冰，东南风震荡其花，翻花板上，自成颗粒，古谓之漫生盐，今谓之斗粒盐。若得小雨，则颗愈鲜明，故曰颗盐也。”
杨俊民认为，解盐自古以来就是优质盐，现在只不过是因为暂时的天灾而减产，而且解盐这样的捞采，确实有时候会出现产量的高低变化，杨俊民在奏疏中称：“切照池盐只有一色，捞盐并无二样，自祖宗二百余年以来而然矣。历查前案，惟嘉靖四十一年盐花不生，设法浇晒，遂有低盐存积，嗣后时歉时丰，挪前补后，不至缺额。”
杨俊民认为，只要挪前补后，在使得解盐渡过这一段时间的低产期，照旧可以维系朝廷的盐课和开中，同时针对申时行等人所提出的有朝廷出银在解池兴建晒盐的场所徒耗钱粮的问题，杨俊民也在奏疏中提出的相应的办法。
杨俊民在奏疏中称：“各建作房于池之北阜，下凡碓冘釜灶之类，皆备焉。日具饮食，出重资，顾〔雇〕作头、募穷民而治畦事。得寸则得寸，得尺则尺。虽所费不无浩繁，而亦能大偿其愿也。何言之?前者商输课银于官，而听捞采于盐丁。盐丁安能尽力于公事?毋论雨旸不时，则无所得。即大收成时，而苟草践踏，所得亦有硝沙青黑之不堪者。是以料有上中下，而出场时犹听于天。所以换橛越次，挑拣青白，奸商种种之弊，不可枚举。孰若出自己之所亲造者，为之安且吉也。且当事者怜其苦，为之简其出而高其价。此所以能大偿其愿也。”
杨俊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干脆让盐商自己雇佣工人晒盐，所需要的晒盐场地、工具等都由这些商人自备，自负盈亏，向朝廷缴纳盐税即可，而朝廷则仍旧控制在解池中的捞采，用杨俊民的话说就是：“池摝之役任盐丁，丁本在官，盐归官，商输额课，领引兼以领盐。畦种之役任盐佣，佣由商雇，水、地皆在禁垣，商输额课，亦充引赋，亦充地粮之义。”
而对于申时行、王锡爵等人所提到的解盐质量差，百姓不愿意食用的问题，张四维等人也予以了反驳，他们称之前晒盐所得的盐确实是质量较差，但是现在解盐已经改进的工艺，所产出的食盐质量提升，因为之前入池捞盐没什么技术含量，多是苦力活，隆庆四年大水之后，当解池需要靠治畦浇晒方式来产盐的时候，没有技术的盐丁或贫民便很难在短时间内浇晒出味美的晒盐，致使之前的晒盐多为时人所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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