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
其实朱载坖所说各种弊病，之前也早就有人提出来了，在之前的大臣们早就指出京师的所谓访单、咨访已经渐成虚言，咨访、访单成为言官奔走串联颠倒黑白、横行私意的工具了。
对于这些现象，无论是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都很清楚，但是应该怎么解决，却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朱载坖认为，以前那种由河南道、都察院和吏部共同组织京察和外察的形式实在是过于呆板了，尤其是对于大明朝这些人精来说，漏洞实在是太大了，他们完全有时间去进行各种操作，这种考察实在是没有任何意思。
而且凭借所谓的什么访单、考语来评定一名官员的贤能与否，简直是儿戏，反正都是花花轿子人人抬嘛，都是同僚，只要不是有党争或者私怨的，一般都不会恶语相向，而一旦涉及到党同伐异，那就根本不管这些了，什么诋毁之词就都出来了。
所以依靠京察、外察来黜退贪官污吏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之低了。
朱载坖认为，考察官员，要以能力、才干和品行为主要的考察方面，而且考察要能够验证，得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能全是一番虚言，日后朝廷怎么查证？出了事情，朝廷怎么追究责任？
对于州县官员，无非就是钱谷、刑名、文教三样，朝廷的赋税是否能够及时征解，征解了多少啊，起运钱粮是否如数解运太仓，留存钱粮是如何支用的？刑名主要就是是否有严重恶性案件发生，尤其是民变，朱载坖认为，只要是因为横征暴敛或者袒护士绅，激起民变的，一律革职，永不叙用。文教就是地方官府对于教育的支持力度。
这些都是要逐条进行考核，变成可以查证的数字，才能够作为考核的依据。
而对于京官来说，也是如此，各个衙门根据自己衙门的业务，制定出一套可以由朝廷事后查证的京察则例来，才是真的。
而对于京察和外察的主持部门，朱载坖认为仍然应当由都察院和吏部来主持，但是不再是由固定的官员和河南道在组织京察了，京察所用的官员要临时点用，事毕之后，再回到本衙。
这样才能尽可能保证京察和外察的公平性，朱载坖的这个观点得到了重臣们的支持，这样确实是能够尽可能的保障京察和外察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