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来电的是史宇柱。
“东升，秦池出事了。”他的声音紧绷，“他们刚开完董事会，决定退出《实话实说》冠名合作，理由是‘品牌调性不符’。实际上，是有人递了条子，说他们借节目搞‘自由化倾向’。”
李东升心头一震：“谁递的？”
“不清楚，但风向变了。”史宇柱顿了顿，“还有，生命动力那个赵老板，昨天被税务突击检查，账目全封了。听说他前阵子在《北京人在纽约》发布会上说了句‘出国不如创业’，触了某些人的霉头。”
空气仿佛凝固了。
陈奇接过电话，听完后淡淡道：“看来，有人开始收网了。”
挂掉电话，他点燃一支烟，缓缓吐出一口：“不怕风暴来，就怕风暴无声。这些人不动声色地剪翅膀，比公开打压更狠。但我们不能退。”
“那怎么办？”李东升问。
“反守为攻。”陈奇眼神冷峻，“既然他们怕共鸣，我们就制造更大的共鸣。你记得我说过的三步走吗？现在要加第四步??把《潜伏》从一部剧，变成一场全民记忆工程。”
李东升皱眉：“具体怎么做？”
“办展览。”陈奇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办一场‘中国谍战历史与文艺再现’主题展。展出《潜伏》道具、手稿、拍摄花絮，同时穿插真实地下工作者的事迹资料。我们可以请几位老同志站台，哪怕不出面，只要名字挂上去，就是护身符。”
“可审批……”
“交给东方集团公关部去磨。”陈奇打断，“同时，联合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发起‘红色叙事创新论坛’，邀请学者讨论‘新时代如何讲好革命故事’。把话题拔高，让它变成学术命题，而不是商业炒作。”
李东升渐渐明白了。
这不是对抗，是升维。
用文化包装商业，用学术掩盖锋芒，用集体记忆稀释敏感。就像一把软刀子，悄无声息地撬开禁锢的门缝。
一个月后，展览如期开幕。
开幕式那天，来了不少人。有退休的老干部，有党史研究专家，有媒体记者，甚至还有两位戴着墨镜的神秘人物??据说是国安系统的代表。展厅中央，陈列着余则成穿过的灰色长衫、用过的怀表、写给左蓝未寄出的信。玻璃柜里，剧本原稿静静躺着，一页页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像是岁月刻下的年轮。
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那幅巨幅照片：一群年轻人围坐在大学礼堂里观看《潜伏》片段，神情专注，眼中带光。下面写着一行字：“我们为什么爱余则成？因为他不是神，而是我们心中那个不敢说出真相的自己。”
新华社记者拍下了这一幕。
三天后，《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从〈潜伏〉看主旋律创作的新可能》，文中肯定该剧“以人性深度拓展了革命叙事的边界”，并呼吁“鼓励更多有胆识、有温度的作品涌现”。
舆论瞬间逆转。
原本暗中施压的部门开始保持沉默。央视不仅恢复了重播计划，还主动提出制作《潜伏》幕后纪录片，在《东方时空》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