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处，只怕难以让赵俣君臣回心转意。
于是，王楷君臣又主动表示，他们愿意将来到大宋的高丽女人，包括高丽王朝的王室之女、宗室之女全都献给赵俣，除此之外，只要大宋同意高丽复国，他们就再给赵俣献上一万名高丽美人。
不得不说，王楷君臣还是有点东西的，至少他们对现在的形势看得很清楚，明白当断则断。
再者说了，如今高丽王朝的王室之女、宗室之女以及贵族之女已经到了赵俣手上，是王楷君臣不想让她们进入赵俣的后宫就能做到的吗
因此，王楷君臣莫不如忍下了这口窝囊气、主动戴好这一顶顶绿帽子。
这样一来，没准还能让赵俣误以为他们窝囊懦弱难成大事不会成为大宋王朝的威胁，进而放他们回高丽，或者让他们有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机会。
还有就是，靠女人保留其王朝的统治，是刻在高丽人骨子里的基因。
历史上，金朝建立后，迅速崛起为东北亚霸主，先后灭辽、破宋，高丽审时度势，选择以臣服换取生存空间，而进献美人则成为双方关系的重要粘合剂。
据《高丽史》与《金史》记载，自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至金哀宗亡国的这119年间，高丽向金朝遣使共计194次，远超同期与南宋、西夏的交往频次。
这些使团并非单纯的政治朝拜，而是每次他们都携带数十名精心挑选的高丽美人，这些高丽美人或成为金朝皇室的妃嫔、贵族的姬妾，或担任宫廷侍女，以柔性方式搭建起两国沟通的桥梁。
这种“美人外交”在金世宗完颜雍时期达到顶峰。
完颜雍即位后，一改此前对高丽的强硬态度，主动遣使修复关系，双方逐渐形成“规律性遣使+固定品级使者”的制度化模式。
而高丽美人正是维系这套制度的隐形纽带。她们既能为金朝皇室和权贵传递高丽的善意，也能将金朝的政策动向反馈回高丽王廷。
在高丽美人的斡旋下，金朝甚至允许高丽在金朝的都城开设“高丽馆”，专门安置高丽使节与随行人员。
等到蒙古帝国崛起后，蒙古贵族对高丽女子的追捧，几乎到了攀比成风的地步。
蒙元的达官贵人常以拥有高丽女奴的数量与质量作为身份象征。家中女奴少、容貌差的贵族，会被同辈公开取笑。
这种风气直接催生了蒙古对高丽女子的大规模索取。
元世祖忽必烈甚至专门下旨：“高丽国处女，必先告官登记，而后许嫁”，将高丽女子的婚姻权纳入蒙元的管控范围。
迫于压力，高丽王廷不得不颁布政令：全国十三至十六岁的女子，一律不得擅自婚嫁，需先由官府筛选，优先供给蒙古贵族挑选。
这一政策引发了高丽民间的恐慌，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纷纷将刚出生的女婴隐匿起来，邻里之间也互不透露家中有女的消息。
为了满足蒙古日益增长的需求，高丽王朝专门设立了两个特殊机构：“结婚都监”与“寡妇初女推考别监”。
前者负责筛选未婚女子，后者则四处搜寻已婚妇女、孤儿、逆贼之妻、僧人之女甚至罪犯的妻女，将她们强行纳入“供给名单”。
除了满足蒙古皇室与王公大臣的需求，这些女子还要被配给蒙古军人作为配偶——蒙古大军常年征战，需要稳定的家庭结构安抚军心，高丽女子便成为军属补给的重要来源。
更令人唏嘘的是，高丽王室与贵族对这种奉献竟形成了扭曲的荣誉感。高丽的王室之女、宗室之女及高官之女，若能被选中献给蒙元皇帝或亲王，会被视为家族的荣耀，甚至有公主因深得蒙古大汗宠爱，反过来为高丽争取到减税、免役的优待。
这种自上而下的配合，让高丽在蒙古的统治体系中，逐渐从被征服者转变为附属盟友，为其存续赢得了关键空间。
等到蒙元末期，天下大乱，红巾军起义席卷中原，其中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率领的二十万红巾军，为切断蒙元的高丽补给线，大举进攻高丽，开启了高丽王朝的“红巾军之劫”。
红巾军战斗力极强，很快突破高丽防线，攻陷都城开京，高丽国王逃往安东，王朝濒临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