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整天把天下兴亡和百姓疾苦放在嘴里的士大夫阶层（地主阶级）在个人私欲和国家利益的冲突面前到底是何等俊美的嘴脸。
以上的这些问题都事关宋朝的兴衰存亡，而赵祯要想解决它们唯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行。可悲的是，在他初掌大权的时候没人告诉他这些，更没人想着要立志于去解决这些问题，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所谓名臣都只能目及眼前而不能高屋建瓴，或者说他们不想那样去做，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
赵祯统治时期堪称名臣能臣辈出，可这些人里面没有商鞅和张居正，虽然范仲淹曾经跳出来试图帮他走出困境，可改革刚一开始就遭遇到了重重阻力，到最后眼看整个官场行将被撕裂的赵祯自己也开始害怕了，庆历新政也就此无果而终。当王安石横空出世并再次向赵祯打出改革的红旗时，已经自身难保的赵祯更是彻底没了心气和力气。况且，即使他真有心去解决这些问题也是难于登天。
首先来看冗兵。整个两宋都处在严重的外患威胁之下，要想自保就得拥有足够强大的军力，这就是宋朝要聚兵百万的原因。若要让国家摆脱冗兵的问题就必然要裁军，可生存也很重要，这就需要在裁军的同时再精武。可是，精武正是宋朝的皇帝和文官集团所最为忌惮的，更是让他们谈之色变，因为这样做势必会让军队和武将的势力以及话语权不可避免地壮大继而威胁到现有的统治结构和模式。想想五代时期隔三岔五地换皇帝，而文官集团更是被武将们摁在地上任意摩擦，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这些人可是打死也不想再看到，所以精武这条路不能走。如此逻辑思维之下，就只能屯兵，到头来裁军这事也不能干。
至于说冗官的问题，作为既得利益集团，文官们会心甘情愿地自断臂膀吗？会把吃进嘴里的东西吐出来吗？看看庆历新政主导者是什么下场？范仲淹下野之后再没有回到过京城直到病逝，富弼和韩琦外放十几年，直到最后举手投降方才入京。裁撤冗官等同于与整个官僚体系为敌，这无疑就是断人财路和仕途，而这无异于杀人父母，谁要敢做这样做，那么范仲淹等人就是他们的榜样。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好解决。
赵祯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作为“仁”宗，他能忍心看到因为改革而导致无数官员向他哭泣吗？他能忍心看到因为裁军而导致万千子民向他哭泣吗？再又想想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的百万裁军和国企改制，这种让无数家庭如坠冰窖但却功在社稷造福于后世的事赵祯能做得出来吗？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期间裁撤官员时曾对富弼说过一句经典之言：一家人哭好过一路人哭，但在赵祯这里却不是这样，他不想看到任何人哭，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他自己哭以及几十年后的靖康之难时那一大群人甚至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一起痛苦——山河破碎，中原板荡。仁，妇人之仁，此心用以爱民即为善，用以治国即为罪——福泽当代却祸及后世。
以上种种，一言以蔽之，在站着死和躺着死之间，赵祯和宋朝的统治集团选择了后者，反正都是个死，不如安乐死，反正塌天之祸不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这一切都将由他们的子孙后代去承担。如此说来，这仁宗之仁到底是仁还是罪呢？
以上是对内。至于对外，宋夏战争打成那个样子可以说是赵祯和宋朝的耻辱，而对辽国的“庆历增币”可以说是赵祯的又一耻辱，土匪性质的侬智高竟然将整个岭南搅动得天翻地覆更是让赵祯感觉宋朝作为天朝上国的威信和颜面荡然无存。但是，对于习惯了花钱免灾的赵祯而言，这一切已经让他感觉不到疼了，他已经麻木了。于是乎，整个宋朝继续沉浸在虚假的繁荣里醉生梦死。文人们则对赵祯和他治下的国家进行各种歌功颂德。讽刺的是，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宋朝迎来了它在经济、文化、教育、农业和商业乃至于是自然科学和制造发明等领域的发展巅峰，嘉佑年间的宋朝也成了后世的众多小资和文青们口里所宣称的最想穿越回去的绝美时代。
或许我这样的说辞会让很多人感到不屑乃至是愤怒，这些说辞似乎将赵祯贬低得一无是处。不过，我个人始终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评价一个帝王我们只论功过，不应论善恶和是非，后者只与个人相关。遗憾的是，赵祯这样一个仁德宽厚之人恰好是一个帝王，至于他的私生活和私德我们在这里更是不想予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