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君主必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反对过度剥削百姓。
在礼制方面，他尤为重视“名分秩序”，认为西晋初年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礼制崩坏、上下失序”，因此主张重新修订礼制，明确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权责关系，以“礼”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统治稳定。
他还亲自参与西晋礼制的修订工作，其所着的《傅子》中，有大量篇幅探讨礼制的起源、功能与实践方法，对后世礼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傅玄思想的“魂”，则是道家的“自然”与“无为”。
与纯粹的儒家学者不同，傅玄并不主张“以礼强行束缚人性”，而是认为“礼”应当顺应自然人性，而非违背自然规律。
他吸收了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天地万物都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人类社会的治理也应当“顺应自然、不妄为”，反对君主过度干预社会生活，主张“君无为而臣有为”——君主只需制定合理的制度，任用贤能的大臣，不必事必躬亲，这样才能实现“天下大治”。
这种“儒道融合”的思想，既避免了儒家“重礼轻情”的僵化，又弥补了道家“无为而治”在乱世中难以实践的缺陷，体现出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此外，傅玄还吸收了法家的“法治”思想，主张“礼与法并行”。
他认为“礼者，禁于将来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制侧重于“教化”，法律侧重于“惩戒”，二者缺一不可。
在西晋初年，他多次建议武帝“严明法律、严惩贪腐”，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便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若触犯法律，也应与百姓同罪。
这种“礼法结合”的思想，既符合西晋政权巩固统治的需求，也为后世“礼法合治”的治国理念提供了重要借鉴。
傅玄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与政治家，更是一位极具成就的文学家。
他的文学创作，始终秉持“质文并重”的原则——既注重文学的“思想性”，以作品承载自己的政治主张与人生理想；又重视文学的“艺术性”，在语言表达、形式技巧上不断创新，其诗、赋、散文均有佳作传世，成为西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诗歌创作方面，傅玄的作品题材广泛，既有反映社会现实、抒发忧国忧民之情的“写实诗”，也有描绘自然景色、表达人生感悟的“抒情诗”，还有赞美女性、歌颂爱情的“乐府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其“乐府诗”与“写实诗”。
傅玄的乐府诗，既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又融入了西晋文学的“清丽之风”，语言质朴自然，情感真挚动人。
例如《豫章行苦相篇》，便以女性的视角，描绘了古代女性“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的悲惨命运——从出生时的“父母不相爱，长大嫁恶郎”，到婚后的“夙兴夜寐，无有休息”，再到年老后的“弃捐在空房，哀哀守长夜”，字字句句都充满了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同时也暗含对“男尊女卑”社会风气的批判。这首诗不仅是傅玄乐府诗的代表作，更是中国古代女性题材诗歌中的经典之作，其写实手法与人文关怀，对后世李白、杜甫等诗人的创作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而傅玄的写实诗，则多以社会现实为题材，针砭时弊、抒发忧思，体现出强烈的“经世精神”。
例如《秦女休行》，便讲述了秦女休为父报仇、刺杀恶人的故事，诗中既赞美了秦女休的勇敢与孝行，也暗含对“吏治腐败、恶人当道”的不满，表达了傅玄“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政治理想。
这类诗歌，语言刚健有力，情感激昂慷慨，打破了西晋初年诗坛“浮靡轻艳”的风气，为西晋诗歌注入了“刚健之气”。
在赋作方面，傅玄的作品同样极具特色。
他的赋作多为“抒情小赋”，篇幅虽短，却意境深远，既继承了汉赋“铺陈叙事”的特点，又摒弃了汉赋“辞藻华丽、内容空洞”的弊端，注重以赋抒情、以赋言志。
例如《舞赋》，便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舞蹈的姿态与神韵，“罗衣从风，长袖交横，体如游龙，袖如素霓”，语言优美生动，画面感极强，同时也通过对舞蹈的赞美，表达了对“自然之美”的追求，体现出其道家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此外，他的《剑赋》《琴赋》等作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