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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们将王衍这种能够精准地修正玄学观点的能力形容为“口中雌黄”，这里的“雌黄”并不是贬义，而是说他就像用雌黄涂改错字一样，能够准确无误地指出并修正错误，其权威性和专业性令人钦佩。
凭借着高贵的出身和卓越的才名，王衍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
他先是担任太子舍人，接着又升任尚书郎，之后更是一路高升，历任中书令、尚书令等要职，最终官至司徒、司空，位列三公，成为西晋朝堂上的核心重臣。
然而，与他如此显赫的官位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他对政务的“漠视”态度。
身为三公之一，本应肩负起辅佐君主、安定天下的重任，但王衍却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清谈之中。
每次上朝讨论国家大事时，他从不主动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反而常常援引玄学理论，高谈阔论一些空洞无物的玄理，将原本严肃的政务讨论变成了一场玄学辩论会。
面对他人对他的规劝，希望他能够多关注一些实际的事务，王衍却不以为然地反驳道：“世事纷扰复杂，并非我们这些人所应该忧虑的，唯有玄理才能安抚人心。”
更令人震惊的是，王衍不仅对自身责任选择逃避，更为了维护其家族利益，竟然在朝堂之上耍弄起了所谓的“无为之术”。
然而，这所谓的“无为之术”不过是他用来掩盖自己放任党争、推卸责任的手段罢了。
西晋末年，局势动荡不安，“八王之乱”骤然爆发。
诸王之间相互攻伐，天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身为三公之一的王衍，本应肩负起稳定局势的重任，挺身而出。
然而，他却因为担心被卷入这场纷争会危及到琅邪王氏的家族利益，而选择了退缩。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王衍向晋惠帝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建议：“如今诸王争权夺利，局势异常紧张，不如让宗室子弟分别驻守各地，并赋予他们一定的兵权。这样一来，他们既可以抵御外敌的入侵，又能够避免内乱的发生。”
这个提议乍一听似乎颇具合理性，但实际上却是将西晋的兵权进一步分散，使得原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西晋政权更加脆弱不堪。
这无疑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了巨大的祸根。
而王衍自己呢？
他在诸王之间左右逢源，时而依附于东海王司马越，时而又暗中扶持琅邪王司马睿（也就是后来的东晋开国皇帝）。
他始终将家族利益放在首位，全然不顾国家的安危。
王衍的“清谈”，在和平年代或许只是士人间的风雅消遣，然而，在这乱世之中，它却犹如一把隐藏在暗处的“软刀子”，悄无声息地割裂着西晋的根基。
当匈奴贵族刘渊建立起“汉赵”政权，并派兵南下攻打西晋时，这个曾经繁荣昌盛的帝国，突然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西晋的军队，由于长期的党争和内部矛盾，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战斗力，变得不堪一击。
而朝堂之上，那些平日里跟着王衍高谈阔论的士人，此刻也都如惊弓之鸟一般，要么吓得四散奔逃，要么就只会照搬那些虚无缥缈的玄学理论，妄言什么“天道轮回，不必抵抗”。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王衍终于无法再继续沉醉于“玄谈”的幻境之中。
他被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为“全军统帅”，肩负起率领军队抵御汉赵军队的重任。
然而，对于这位一直沉浸在清谈世界中的士人来说，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可这位一辈子只会清谈的“三公”，根本不懂军事。
他率军出发后，既不制定作战计划，也不安抚士兵，反而整天忧心忡忡，想着如何保全自己和家族。
当汉赵将领石勒率军将晋军包围时，王衍竟第一时间派人去向石勒求和，还试图推卸责任，说自己“从未参与朝政，西晋的灭亡与我无关”，甚至劝石勒“称帝建国”，希望能以此换来一条生路。
石勒见王衍如此贪生怕死、毫无气节，勃然大怒，斥责他：“你身为西晋三公，位高权重，却一辈子空谈玄理，荒废政务，导致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失所，如今还想推卸责任，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随后，石勒下令将王衍与其他西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