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人物”，其地位仅次于司马懿。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虽仍是司马氏的核心，但年事已高（时年70岁），许多具体的政务与军事事务，开始交由司马师处理。
司马师也借此机会，进一步巩固权力：他提拔忠于司马氏的官员，替换曹魏宗室在地方与军中的势力；同时，他注重收拢民心，减轻赋税，修复水利，通过一系列惠民政策，改变了司马氏“权臣专权”的负面形象，为司马氏代魏积累了民意基础。
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病逝，司马师以长子身份，正式继承父亲的权力，担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总揽朝政。
此时的曹魏政权，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曹魏宗室对司马氏的专权早已不满，地方将领中也有不少人忠于曹魏，试图推翻司马氏的统治；而朝中老臣虽不敢公开反对，但对司马师的“年轻掌权”（时年43岁）仍存疑虑。
面对这样的局面，司马师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政治手腕与铁血魄力，通过“稳定中枢”与“平定叛乱”，牢牢掌控了政权。
司马师掌权后，首先做的便是“稳定人心”。
他延续了司马懿时期的“宽政”政策，对朝中官员“恩威并施”：对于忠于司马氏的老臣，如蒋济、王凌等人，他予以重用，保留其爵位与权力；对于持中立态度的官员，他不加逼迫，允许其“各司其职”；而对于暗中反对司马氏的曹魏宗室与官员，他则采取“隐忍观察”的策略，不轻易动手，避免激化矛盾。
同时，司马师注重“制度改革”，以提升行政效率。
他简化了曹魏后期繁琐的官僚制度，裁撤冗余官员，选拔有才能的寒门子弟入朝为官，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
这一举措，不仅得到了寒门子弟的支持，也削弱了曹魏宗室与旧贵族的势力，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的统治基础。
此外，司马师还十分重视“舆论引导”。
他提倡“尊儒重教”，修复因战乱受损的太学，鼓励学者着书立说，通过宣扬“忠君爱国”的思想（此处的“君”虽为魏帝，实则为司马氏掌控下的政权），营造稳定的社会氛围。
同时，他严禁官员“结党营私”，对贪腐官员严惩不贷，树立了“清正廉明”的执政形象。
司马师掌权后，面临的第一次重大挑战，便是嘉平三年（251年）的王凌之乱。
王凌是曹魏的老臣，曾任司空、太尉，与司马懿同辈，素来忠于曹魏，对司马氏专权极为不满。
他认为魏帝曹芳年幼，被司马氏控制，于是暗中联合外甥令狐愚（兖州刺史），计划拥立楚王曹彪（曹操之子）为帝，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另立朝廷，与司马师掌控的洛阳政权对抗。
王凌的计划起初十分隐秘，但很快被司马师察觉。
此时，司马懿刚去世不久，司马师若立即出兵平叛，可能会引发朝中动荡；但若放任不管，王凌的势力将进一步扩大。
面对两难局面，司马师选择了“先稳后打”的策略：他首先以“加官进爵”的名义，任命王凌为太尉，麻痹对方，使其放松警惕；同时，他暗中调遣荆州刺史胡遵、豫州刺史诸葛诞等人，领兵向寿春方向集结，形成包围之势。
嘉平三年四月，王凌见时机成熟，决定起兵反叛，却发现自己已被司马师的军队包围。
此时的王凌，既无兵力优势，也无民心支持，深知大势已去，最终选择投降。
司马师并未对王凌施以极刑，而是将其押往洛阳，途中王凌自杀。
不过，为了震慑其他反对势力，司马师仍下令将王凌、令狐愚“夷三族”，并赐死楚王曹彪，同时将曹魏宗室诸王全部迁往邺城（今河北临漳），派人严加看管，彻底消除了曹魏宗室的反抗可能。
王凌之乱的平定，不仅巩固了司马师的权力，更向天下宣告了司马氏“不容反叛”的决心。
此后，朝中与地方的反对势力虽仍有不满，但大多不敢再公开与司马氏对抗，司马师的统治地位进一步稳固。
正元元年（254年），司马师迎来了掌权后的又一次重大考验——魏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等人密谋，试图剥夺司马师的权力，恢复曹魏宗室的统治。
李丰等人是曹魏旧臣的代表，夏侯玄更是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