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的身份，有学者认为是政治助手，也有推测为宗教仪式的协助者）处理日常政务，自己则专注于祭祀、占卜等宗教活动，以“神的代言人”身份维系联盟的凝聚力。
这种“政教分离”却又“以教驭政”的模式，在早期国家形成阶段颇为常见——通过宗教权威弱化部落间的地域隔阂，用“神意”解释联盟的合法性，从而避免因世俗权力分配引发的冲突。
从考古发现来看，卑弥呼统治时期的邪马台国，已展现出一定的社会治理能力。
北九州地区出土的弥生时代晚期墓葬中，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王级墓葬”，随葬品中不仅有大量来自中原的铜镜（如“三角缘神兽镜”，据考证部分为曹魏官方铸造后赠予邪马台国）、铜铁武器，还有用于祭祀的玉器、漆器，这与《倭人传》中“倭王遣使献生口（奴隶）、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犭付、短弓矢”的记载相互印证，说明邪马台国不仅能进行农业生产，还掌握了纺织、冶炼等手工业技术，具备向曹魏政权“朝贡”的物质基础。
此外，墓葬中不同等级的随葬品差异，也反映出卑弥呼统治下的社会已形成明确的阶级结构，这为她调动资源、组织外交活动提供了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卑弥呼的统治并非毫无挑战。
《倭人传》中提到，邪马台国周边存在“狗奴国”等敌对部落，“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与卑弥呼不和”，双方长期处于对峙状态。
狗奴国作为男性掌权的部落，与邪马台国的矛盾不仅是地域利益的冲突，更可能是对“女性称王”这种统治模式的挑战。
面对外部威胁，卑弥呼并未单纯依赖军事力量，而是选择通过与曹魏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借助中原王朝的“权威”增强自身地位——这一策略，成为她统治生涯中最具远见的决策。
公元239年（曹魏景初三年），卑弥呼派遣使者难升米、都市牛利等人，携带“生口（奴隶）十人，斑布二匹二丈”，从北九州出发，经朝鲜半岛南部的带方郡，抵达曹魏都城洛阳。
这是史料记载中日本列岛首次向中原王朝派遣正式外交使团，标志着中日关系从早期的“物资交换”迈入“官方互动”阶段。
对于卑弥呼的使者，曹魏明帝曹叡给予了高度重视。
《三国志·倭人传》详细记载了曹魏政权的回应：“景初三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封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都市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
不仅如此，曹叡还特意下诏书，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赐予“金印紫绶”——这是中原王朝对藩属国君主的最高等级册封之一，与东汉光武帝册封“汉委奴国王”（1784年日本福冈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印证了这一记载）的规格相近。
同时，曹魏还赠予邪马台国大量物资，包括“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等丝织品，以及“铜镜百枚、刀百口、真珠、铅丹”等实用器物与珍宝。这些赏赐不仅是物质上的回馈，更重要的是，通过“册封”这一形式，曹魏正式承认了卑弥呼作为“倭国”共主的地位，为她在与狗奴国等敌对部落的对峙中，增添了来自中原王朝的“法理支持”。
卑弥呼的外交智慧，体现在她对中原王朝“朝贡体系”的精准把握。
在古代东亚，“朝贡”并非单纯的“臣服”，而是一种基于文化认同与利益交换的国际关系模式——藩属国通过“朝献”表达对中原王朝“天朝上国”地位的认可，中原王朝则通过“册封”与“赏赐”，维系区域秩序并传播自身文化。
卑弥呼派遣使者赴魏，正是利用了这一模式：一方面，借助曹魏的册封，巩固自己在日本列岛部落联盟中的权威，让“亲魏倭王”的身份成为压制内部反对声音、威慑敌对部落的武器；另一方面，通过获得曹魏赠予的铜镜、刀剑等器物，不仅提升了邪马台国的手工业水平（如铜镜的铸造技术），还能将这些“中原宝物”作为权力象征，分赐给联盟内的其他部落首领，强化联盟的向心力。
此次外交互动后，邪马台国与曹魏的联系并未中断。
《倭人传》记载，公元243年（曹魏正始四年），卑弥呼再次派遣使者“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