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失去了制衡各方势力的工具。
更致命的是，她召来的“外援”董卓，已率军抵达洛阳城外。
董卓本是凉州军阀，素来野心勃勃，见洛阳城内混乱，便率军长驱直入，迅速控制了京城的兵权。
董卓进入洛阳后，第一件事便是干预皇位继承——他认为汉少帝刘辩“懦弱无能”，而陈留王刘协“聪慧过人”，更适合当皇帝，于是逼迫何氏同意废黜刘辩，改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
作为刘辩的生母，何氏自然坚决反对废帝，但此时的她，早已失去了与董卓抗衡的力量。
董卓手握重兵，在洛阳城内肆意妄为，根本不将这位“皇太后”放在眼里。
为了彻底清除障碍，董卓不仅废黜了刘辩，还以“何氏曾毒杀王美人，有失妇德”为由，将其迁往永安宫，剥夺了她的临朝权力。
何氏从临朝称制的太后，一夜之间沦为任人摆布的囚徒，她曾苦心维系的权力与地位，在军阀的铁蹄下，脆弱得不堪一击。
被迁往永安宫的何氏，深知自己的命运已不由己。
她看着自己的儿子刘辩被废为“弘农王”，被董卓软禁在宫中；看着董卓在洛阳城内烧杀抢掠，肆意践踏皇权；看着曾经繁华的帝都，在军阀的混战中变得残破不堪。
这位曾试图在权力旋涡中寻求安稳的女性，终于明白，在王朝覆灭的大势面前，个人的权谋与挣扎，终究只是徒劳。
董卓虽暂时没有对何氏下杀手，但也从未放松对她的监视。
他深知何氏作为“前太后”，仍有一定的号召力，若留下她，恐生后患。
初平元年（190年），各地军阀以“讨伐董卓、匡扶汉室”为名，组成讨董联军，逼近洛阳。
董卓见联军势大，决定迁都长安，以避其锋芒。
在迁都之前，他为了彻底消除隐患，下令处死何氏与废帝刘辩。
关于何氏的死因，史书记载略有差异。
《后汉书·皇后纪》记载，董卓“使郎中令李儒进鸩于弘农王，曰：‘服此药，可以辟恶。’王曰：‘我无疾，是欲杀我耳！’不肯饮。
强饮之，不得已，乃与妻唐姬及宫人饮宴别。
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泣下呜咽。
王谓姬曰：‘卿王者妃，势不复为吏民妻。自爱，从此长辞！’遂饮药而死，时年十八。”而何氏，则在刘辩死后不久，被董卓派人杀害于永安宫，死后甚至未能按照太后的礼仪下葬，仅被草草掩埋于洛阳城外的乱葬岗中。
何氏的死，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更是东汉王朝覆灭的象征。
她死后，董卓彻底掌控了朝政，汉献帝沦为彻头彻尾的傀儡；讨董联军因内部矛盾而分崩离析，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一方，相互攻伐，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三国乱世。
曾经辉煌的东汉王朝，在何氏死后不久，便名存实亡。
纵观何氏的一生，她并非传统意义上“祸国殃民”的妖后，也不是力挽狂澜的女英雄。
她出身卑微，凭借机遇与手腕登上权力巅峰，却始终未能摆脱“权力依附者”的身份——她依附灵帝的宠爱，依附兄长的外戚势力，依附宦官的制衡，却从未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统治根基。
在东汉末年那个礼崩乐坏、人心思乱的时代，她的“平衡术”显得幼稚而无力，最终不仅未能保住自己与家族的命运，反而成为了王朝崩塌的催化剂之一。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何氏的悲剧，本质上是时代的悲剧。
在那个皇权衰落、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军阀割据初现的时代，即便她有过人的智慧与魄力，恐怕也难以逆转王朝覆灭的大势。
她就像一叶漂泊在乱世洪流中的孤舟，无论如何挣扎，最终都只能被时代的浪潮吞没。
如今，洛阳城的宫墙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何氏的故事也渐渐被三国英雄的传奇所掩盖。
但当我们回望那个混乱的时代，这位出身屠户之家、曾临朝称制的何太后，依旧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存在——她的一生，映照着东汉末年宫廷的黑暗与荒诞，也见证了一个帝国从衰落走向覆灭的最后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