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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稳定人心，也为延续汉室血脉，献帝下诏册封伏完的女儿伏寿为皇后。
伏寿时年十七岁，自幼随父亲在阳都长大，既继承了伏氏的经学素养，又有着皇室宗亲的血脉（其母阳安长公主是献帝的堂姑）。
她的册封，让伏完的身份从“公主之夫”升级为“皇后之父”，成为东汉末年最受瞩目的外戚。
按照东汉惯例，皇后之父通常会被授予大将军或骠骑将军等高职，掌控朝政。
但伏完却在此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主动上书汉献帝，请求辞去执金吾一职，改任闲职中散大夫。
《后汉书·皇后纪》记载了他的奏言：“今宗社未定，贼臣环伺，臣以外戚居要职，恐招非议，愿避贤路，以安圣躬。”
表面上看，这是伏完的谦逊之举，实则暗藏深意——当时曹操已迎献帝定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格局初现，伏完深知曹操雄才大略，且对外戚干政极为警惕，此时若贪恋权位，必然成为曹操的眼中钉。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正式迁都许昌，开始全面掌控朝政。
他自任司空，任命荀彧为尚书令，郭嘉为军师祭酒，朝廷要害部门尽被曹氏集团掌控。
伏完进一步退让，主动将自己的封邑上缴一半，又将家中私兵编入朝廷禁军，以示“无觊觎之心”。
曹操对此颇为满意，表奏献帝封伏完为辅国将军，仪同三司。
但伏完坚辞不受，最终改任屯骑校尉——一个掌管宫廷卫队、有职无权的闲职。
此时的伏完，已形成了自己的生存策略：以退让求保全，以低调避祸端。
他将家中大部分资产捐赠给朝廷，用于弥补财政亏空；约束子弟不得干预地方政务；甚至在公开场合刻意淡化与皇后的父女关系。
有一次，伏寿派人送衣物到伏府，伏完竟将衣物原封不动退回，并上奏献帝：“后妃无私交外家，臣不敢违祖制。”
这种近乎刻板的谨慎，让伏完在曹操专权的初期得以安然无恙，却也埋下了隐患——他的过度退让，让汉献帝失去了外戚势力的支撑，愈发沦为傀儡。
建安五年（200年），一场密谋在许昌宫城悄然展开。
汉献帝用鲜血写就密诏，藏于衣带之中，赐给车骑将军董承，令其联络忠义之士诛杀曹操。
这场被称为“衣带诏事件”的密谋，揭开了汉室与曹氏集团的正面冲突，也将伏完推向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董承是汉献帝的岳父（其女为董贵人），与伏完同为外戚，两人素有往来。
密谋之初，董承曾秘密拜访伏完，希望借助伏氏家族的声望与资源共举大事。
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记载，董承对伏完说：“曹贼擅权，弑杀忠良，今主上有诏，诛此国贼，公为皇后之父，当率先响应。”
面对董承的请求，伏完陷入了痛苦的抉择。
从情感上讲，伏完对曹操的专权早已不满。
曹操迁都许昌后，不仅控制朝政，还对皇室成员严加监视——献帝的饮食起居皆由曹氏亲信负责，宗室成员未经允许不得入宫，甚至皇后伏寿的外戚亲属也被限制离京。
伏完曾亲眼目睹曹操在朝堂上呵斥献帝，气得献帝说：“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后汉书·献帝纪》）
这种君臣倒置的景象，让身为汉室姻亲的伏完深感屈辱。
但从现实来看，伏完深知与曹操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曹操此时已击败吕布、袁术，占据兖、豫二州，麾下有荀彧、郭嘉等谋士，许褚、张辽等猛将，兵力达十余万。
而伏氏家族虽有声望，却无实际兵权——伏完担任的屯骑校尉仅辖数千禁军，且多为曹操亲信；阳都老家的宗族私兵不过千人，远不足以与曹军抗衡。
更重要的是，伏完清楚董承为人“志大才疏，好谋无断”，此前多次参与密谋均以失败告终，与他合作风险极大。
经过数夜的辗转反侧，伏完最终拒绝了董承的请求。
他对董承说：“今曹操势大，未可轻动。若事机不密，恐累及圣躬与皇后，愿公三思。”
为了表明立场，伏完甚至主动向曹操的谋士荀彧透露了董承的一些“不轨言行”，但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