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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平的表象下，猜忌从未消失。维京人无法理解土着复杂的部落关系和领地观念，而土着也对这群金发碧眼、体味浓重、拥有可怕铁器的外来者充满疑虑。一次，几名维京年轻战士在划定范围外狩猎，误入了一片被视为圣地的林地，虽未造成破坏，却引来了土着战士的包围和严厉警告。
冲突险些再次爆发。拉格纳亲自出面，严厉惩罚了越界的部下，并向土着长老赠送了双倍的礼物赔罪，才勉强平息了事态。他意识到，在这片新土地上，生存不仅需要勇气和力量，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对陌生文化的尊重，而这恰恰是维京人最不擅长的。和平的曙光，依然微弱而脆弱。
大唐的陆海商税新政在经历初期的阵痛后，终于显现出一丝曙光。安西方面，在阿史那云强力镇压了几股试图武装走私的商队后，路上关隘税收开始稳步回升，秩序得以整顿。
南海方面，朝廷提供的有限护航和风险担保政策，如同给犹豫不决的民间海商打了一剂强心针。广州、泉州等地，一些颇具胆识和实力的海商家族开始联合起来，组建规模更大的船队，聘请退役水师官兵作为顾问，准备沿着张谦探索出的航线，前往“金州”乃至更远的地方搏一把富贵。帝国庞大的民间资本，开始被引导向蔚蓝色的海洋，一股下海经商的暗潮正在涌动。
户部侍郎向李琰汇报进展时，乐观地估计，若一切顺利，三年内，海路税收翻一番的目标，或可提前实现。李琰对此不置可否，只是告诫道：“勿要急于求成，根基稳固，方能行稳致远。”
航路在威胁下艰难拓展，王权在清洗后愈发集中，东宫在风波后尝试立规，新家园的和平薄如蝉翼，而帝国的经济新政终于撕开了厚重阴云，透出一线曙光。挑战依旧严峻，但前进的脚步，已然无法阻挡。